外篇1（2 / 2）

历史和历史论著，是很不同而却常被混淆的两个概**。历史是昨日的实有，是一切曾经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及其各种形式的运动。历史论著则是各式各样的人，以不同的意图，对历史作出的描述和评价。因此，历史与许多历史论著相去甚远乃至南辕北辙，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只有不以预设的结论和一时功利为依归，尊重历史，客观、正面看待历史。才可能有近于真实的描述和公正的评价，才可能成为各种经验教训的镜子，为今天和明天提供精神滋养。尊重历史的根本和出发点，是力求符合昨日的实况。只有尊重历史，才可能被历史所尊重。

应该走出梦话，拒绝梦话。这不仅是历史研究健康前进之必需，也是一个社会扶养正气的要求。

舍命登顶

这篇文字，要说的是林则徐与太平军。

林则徐在广州，禁止鸦片，虎门销烟，抗击英军，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称颂的。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电影及其它宣传媒体，按照统一尺寸，也在这一事件上给予肯定。只是，那些宣传媒体，给人的印象，好像他可以肯定之处，也就仅此而已。

八十年代以来，他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常被引用。1989年至今，另一联则更广泛流传。那其实是一首七律的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它好联还不少，如：‘愿闻已过／求通民情‘。又如：‘应视国事如家事／能尽人心即佛心‘。不过，还是前两联更好，更能传达他的精神境界，并为他所身体力行。

他为官四十年，除在广州的禁烟、抗英之外。值得赞美的作为还很多。比如，大力兴修水利，比较明智地处理民族矛盾，积极安定边境，率先睁开眼睛看世界，这在他生活的时代都很罕有。纵观十九世纪上叶，他是非常突出的伟大爱国者。其伟大，其突出，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一生清醒，为所当为，为国家不计个**福生死，尤为难能可贵。

然而，这位伟大爱国者却长期受到莫名其妙的贬损。原因是他临终前受命去消弭洪秀全等人的造反。‘镇压农民起义‘。是一项所谓原则问题的大罪名。不少历史人物，因此被一笔抹煞，甚至被丑化、鬼化。其实，所谓‘农民起义‘有各式各样，不能一概而论。参与、支持、反对或镇压，也因各种形势和主客观条件而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化地一刀切。

林则徐的一生，尤其是在广州的爱国正义作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存在，是无法掩盖、抹煞更不能否定的大事。至于‘镇压农民起义‘，他在赴任途中便病故了，没有来得及对洪秀全等人实行‘镇压‘。即使如此，有些著作文章，也还是将他奉命去广西，作为一个大问题，说是什么‘可耻的使命‘，是什么出于‘统治阶教反动本性‘。有些辞书、小传、文章。没有这样粗暴严厉地贬斥，也都作为一个污点，记上一笔，再说他在潮州途中‘病死‘。前巳说过，按照1949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价值判断，‘镇压农民起义‘便是‘反动‘，即使还没有实行，也不能放过。最后用‘病死‘二字，即由此而来。须知，此类书中，对歌颂、赞美、肯定的人物，因病去世的均称为‘病逝‘，反之则曰‘病死‘。一字之别，褒贬尽在其中，所谓春秋笔法是也。

然而，照我看来，林则徐之受命赴广西，是非常崇高悲壮之行，是这位伟大爱国者达到他品格顶峰的攀登。

因为，林则徐之受命，完全是为国家兴衰存亡着眼，置个**福生死于度外。

要说明这个见解，就得从前前后后做些必要的考察。

作为清醒的爱国者，林则徐为官之后，就考虑社会改革。他除了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力为国家为百姓‘办实事‘之外。还同龚自珍、黄爵滋、魏源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这是一个切中时弊的改革观**。正因为有他的参与提倡与支持，经世致用的观**才产生深远的影响。1949年以来的一些史书，只提龚自珍、魏源，大约因为林则徐是大‘封建官僚‘又有前面所说的那个罪名吧。这其实是很不公正的。

1839年，他作为禁烟的钦差大臣到广东，在内外环境异常复杂，任务极为艰难繁重的情况下，特意派人翻译外文书报，尤其是译成《四洲志》（原书名为《世界地理大全》），以了解外国情况，世界大势。直接原因是为了禁烟和抗英的需要，但决不仅仅为一时之用。后来，魏源受他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扩编成《海国图志》，并且不断增补。由此可知，他是从思考中国的改革，到睁了眼看世界，又从世界格局来看待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

1848年，他在云南，面对汉、回争斗的局面，提出‘不分汉、回，但分是非‘的政策，明智地处理了民族矛盾，安定了边境。因此，以云贵总督被加封太子太保。但他并不贪恋高官显爵。次年，他在平息越境骚乱，给云南赢得一个安定的边境之时，因自己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回家，得到准许。早在退休之前，他曾因疝气、脾泄（便溏泄泻）等疾病一再请过假，这些病都不宜于劳累、颠簸，需要在清闲安逸的条件下调理。退休回到福州才半年，他当然知道应当继续调理疾病，颐养天年。然而，还是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奕詝（咸丰）的任命，并且尽快上路。本来，奕詝在夏间就想起用他，但他以病推辞了。这次奉旨急忙赴任，可见情况之特殊，可见他本人的极端重视。照官方所说，当时广西‘盗匪充斥，窜扰数县，民不聊生‘，更大规模的暴动即将发生。作为刚刚卸任的云贵总督。作为十分关注时事的爱国者，他对广西动荡的局面必然有所了解。对洪秀全等利用邪教迷信准备造反‘立国‘，也有所闻知。他答奕詝的奏折里说‘未悉情形‘，这是官员对皇帝或上级惯常的套话——用以衬托‘天子圣明‘。此前两广总督徐广缙从广东赶去广西，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又无法兼顾广东。广西巡抚郑祖琛一向‘专务弥缝‘，也就是专门掩盖问题粉饰太平，此时更是束手无策，坐视骚乱燎原。林则徐既大略了解形势的严峻，也明知徐广缙、郑祖琛既无能又有矛盾（未几郑被徐弹劾而革职治罪，徐后来在武汉也被革职并判‘斩监侯‘即死缓），听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很快就会造成燎原之势。如果有人认为他看中钦差大臣的高位才应诏，那不但没有根据更大悖于情理。事实上，十一年前他就当过钦差大臣。还先后出任两江、两广、湖广、陕甘、云贵总督。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可算是曾经沧海了，哪会在衰老多病并已经退休之时，还看重什么高位，倒是，他必定会从这一任命，看出形势的艰危，责任之重大，赴任的政治风险。但是，强烈的爱国情志。使他也顾不得这些了。

显然，他从当时的世界形势，从列强觊觎中国，从鸦片战争英军侵犯中国沿海之得逞。痛感中国必须学习外国科技，发展生产力，拥有坚船利炮，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免于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免于割地赔款乃至最后被瓜分。只有国内社会安定，才可能进行改革，实实在在地‘师夷长技‘，达到国强民富之目的。而广西的严重动荡，远非边境民族问冲突可比。在外忠弥殷的情况下，如果广西的局势蔓延，很可能导致中国的内外交困，那就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生存，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他心甘中的国家，有多方面丰富内涵。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当然有深刻的印象，只是在那个时代和环境里不能明说。如果他是一个将皇帝与国家等同起来的人，就不会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就不会有‘无欲则刚‘的风骨。他为官四十年里，先后在浙江、山东、江苏（包括现在的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大力防治水患，兴办水利，赈灾救荒，在被流放新疆时还垦荒开发，在云南明智处理民族冲突，许多地方的百姓十分感**。他无论作一般官员、封疆大吏、钦差大臣，都注意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思考兴利除弊和发展生产，希图学习外国技术以抵御侵略。以他的高深文化涵养，自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浓厚的感情。只不过，他并不囿干中国历史文化，而是率先睁眼看世界，为整个国家的生存和前途着想。他确实忠君，固然有时代与个人局限的一面，但还应看到，他是将皇帝作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象征的。他是在爱国的前提下而忠君的，否则他曾受过奕詝（道光）的错误的处罚，即使不敢口出怨言和流露对立情绪，也尽可不必那么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受到严重的威胁，使他不计个**福生死。1850年9月29日（夏历，下同。一说是10月1甘）接到诏书。此时，他旧疾疝气和脾泄都正在治疗中。但他顾不得这些，10月2日，就起程了。那时交通不便，旅途颠簸。10月12日到诏安，病情急剧恶化，一日泄泻二十余次。如此病情，照常理，当然必须停下来休息治疗。然而，对国事的焦虑，使他完全置自身的病痛生死于度外，坚持继续赶路。的确是为国忘我，奋不顾身的典范。几天后到了广东普宁，竟至‘昏晕难起‘。坚强意志毕竟无法战胜重病，乃口授遗折，由随行的次子林聪彝代笔。随即，他就不治病逝，时在十月十九日辰时。数日后，还不知他已病故的奕詝，还加派他兼任广西代理巡抚。

倘若他不是重病在身，带病驰驱于途，以致病逝于行馆；倘若天假以年，得以到广西履任，凭他的能力、经验、名声、威望，是有可能在拜上帝会未成气候之前，加以瓦解，平息这场造反于尚未正式爆发之时的。即使爆发了，也决不会像后来的钦差大臣赛尚阿那样，指挥完全错误，让已经山穷水尽的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并且在流动中迅速发展壮大。这样，自然也不必像后来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到了太平军造反已经燎原，才开始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而屡经曲折，费了十多年时间，才结束了内战。不必在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十余省饱经战争摧残，才来包扎深重的创伤，逐步恢复正常的农工商业。简括地说，如果老天爷给林则徐以必要的时间，太平军公开造反就不一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较快被瓦解或击败，中国就可以免于十余年内战的劫难，实行近代化的最后机遇就未必会失去。应当承认，在关键时刻，一个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历史天平上的重大砝码。

林则徐在饱经打击和磨难，在‘同甘苦四十四年‘的夫人郑氏‘先撒手‘的感伤心情中，在个人功成名就并且已经因病退休之后，在亟应安定清闲地治病养病的时候，在政敌穆彰阿仍把持大权的情况下。甘冒生命与政治风险，不计个**福生死，立即应诏赴任，是一般人所难以想泉的。这既说明，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政治家，对于广西骚乱的严重性及可能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灾难，有清醒的认识和预见。对于以迷信活动酝酿公开造反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用生命证明，****不忘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是由衷的信条而非一时的豪言壮语。他一生的言论行止，较之洪、杨的所作所为，对中国走向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如果将洪、杨的精神境界与他相比，倘不说是对他的亵渎，那就说是极大的反差吧。

然而，在一百年后，在一些学者的眼里，林则徐应诏去广西，竟成了他的罪名或污点。历史之被颠倒，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当然，这是某些将‘农民革命‘一概美化的理论造成的。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将林则徐的舍命赴任，与太平军的造反，与为美化太平军而污辱林则徐的观点，与‘农民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论，一起放在现当代良知的评议台上，将青史，从头说。

科举怪胎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绝对不会想到，在有人对它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问的时候，它竟由于产出一个怪胎，得以苟延残喘几十年。

这怪胎就是由洪火秀改名的洪秀全。

洪火秀在只有十四虚岁的1827年开始参加考试，一考就成为童生。随即乘胜前进，考秀才。可是考了四次，直到1843年已经三十虚岁，还是没能跨过这道比较低的门槛。

童生是由县官所主持的童试合格者，就是被承认的最低级的学历。如果考不上秀才，不论你多大年纪，在年轻的举人、秀才面前都只能算‘小友‘。秀才的正式名称是生员，是经过考试合格而进了学的．表示你有资格由县学管教的学生，是报考举人的一种资格，还不能称为‘中武‘或‘中秀才‘的。可是，就这么一个低级学历，洪火秀考了十七年还没有得到。

现在还没能看到洪火秀的当年的考卷，也许永远看不到了。照洪火秀——不，改名洪秀全之后留下来的文字来看，他是不应‘进学‘即考上秀才的。他桀傲张狂、自我中心的品性，三教九流、无法无天的思想，文白夹杂、颠三倒四的文字，在应考中无论怎么小心谨慎，不可能完全不流露出来，从而不可能不越出八股文的轨范。只要有明显出格之处，即使整个考卷水平不差，考官也不能、不会、不敢判为合格。这一点，洪火秀自己终于也觉察了。当他开始造反时，就将孔子作为革命对象。一方面固然是宣传拜上帝的需要，但在深层意识中，有强烈的报复情结。因为八股考试，作文内容必须限于《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依照朱注。形式从破题到束股，也有严格的模式规定。一个自负的青年，一个曾经被家里寄以厚望、被乡人夸得飘飘然的读书人，每一次名落孙山都会引发特别强烈而又复杂的反应。他1837年第三次科场失意后大病四十余日，死去还魂后‘俱讲天话‘。那心路历程，一万个弗洛依德也解释不清。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以推定的：一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煎熬中的挣扎，二是在极度刺激之后造成轻度的神经分裂症，三是清醒夹杂些许梦幻后的超常反弹，四是作为一种表演，主要是做给别人看的，五是考虑如何借助《劝世良言》创立宗教进而用以造反。失望、羞愧、沮丧、忧郁、不平、怨恨、愤怒、不甘沉沦、渴望报复诸如此类的心态都会有。最基本、最现成的想法和表达，是认为考试和官府太黑暗了。最重大、最本质的逆反心理的产生与形成。是‘我今为王‘、‘手握乾坤杀伐权‘。他巳在内心深处做了造反的准备，‘作秀‘既是为眼前遮羞也是为以后造反放出的气球。他十几年后成了天王，说这次的大病一场、装神弄鬼，是‘上帝教朕桥水（计谋）‘。所以，他并不全是心力交瘁而病倒，也没有完全精神崩溃，故而能在挺过第三次落榜的难堪之后不医自愈，能够在六年后再去考了一次。1843年最后赴考，表明他对清政府的八股取士还没有绝望，也表明六年前的病倒不完全是‘桥水‘。第四次落榜，导致了他人生道路根本转折的实行。失意的老童生洪火秀，就成了激烈的造反领袖洪秀全。

茫茫中国，芸芸童生，进不了学，多如牛毛。人们多以各自的方式，消解了落榜的失意，打断了读书做官的**头，寻求别样生计。可是，老童生洪火秀却与众不同。十七年里四次挫折，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使他仇恨的不是科举制度，而是他的落榜。他要用‘让我来考别人‘作为报复。在造反后首次占领小城永安时，万事纷繁，可是他却在1852年1月举行考试。当然是洪秀全自已作主考。可是，小小永安，没有逃跑的百姓都被迫参加太平军，有谁来应考呢?那就叫太平军中读过书的人都来考吧。于是，刚被封为南王的冯云山带头应考。考题是：天王万寿诗联。结果，四十多人榜上有名。冯云山为第一名。这次考试，根本不是什么‘开国求才‘。求才怎么会让造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开国‘元勋冯云山来应考呢?又有一种说法，说这只是为庆祝洪秀全生日。本来，他登极称天王后第一次过生日，尽可以举行特别的迷信仪式，吃喝玩乐，阅兵，比武，或者其它他想得出来的什么玩意儿。可是偏偏都不。而是要举行考试。将生日和考试联系在一起．由我来考别人，这种考试情结是明摆着的。打进南京的当年即1853年，在杨秀清生日时举行考试并由他主持。南京城里没有逃离的读书人。愤于太平军反文明、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的暴行，耻于在洪秀金、杨秀清这样的‘鼠辈‘手下求功名，不愿参加考试。洪、杨不得已而出布告，读书人不应考的要杀头。尽管如此，应考者也很少。有人还利用考试的机会，在考卷里讽刺乃至痛骂，当然都被五马分尸或寸磔了。后来，在韦昌辉、石达开生日时，也都举行过考试，同样由他们分别担任主考。这些考试，都比在永安那次较有准备，较有条规。所以，被视为太平军的正武科举。此外，还举行过一次女科，专要妇女报考。内讧之后，仍继续科举考试，由洪秀全身边的头号奴才蒙得恩任正总裁，会打仗而文化很低的陈玉成任又正总裁，让他们过过瘾。陈玉成被俘后，在清廷大员胜保面前，放着许多显赫的官衔爵号不用，自称‘本总裁‘，可见最重视的是这个。他自己造反前并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要考童生‘被斥逐‘），其所以重视总裁的虚名，无非是洪秀全科举情结和报复心理在领导集团的延伸和扩散，或者说，由洪秀全造成的一种集体意识。在南京的会试之外，1854年起，还曾在湖北、安徽、福建、江苏、浙江举行过乡试。1861年曾将由洪仁玕主持制定，由洪秀全批准的《钦定士阶条例》刊刻颁布。只是，这个条例并没有实行过。

从现在所知，太平军的科举考试，内容有根本性的变化。考题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平定江南论‘，‘立整纲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四海之内有东王‘，‘禾王作主教人善‘，‘真道未知须醒悟‘，‘不好拜邪神赋‘，‘诛残妖以安良善策‘等等。总的看来，是要求为洪、杨歌功颂德，顺从军事统治，信仰邪教。美化暴政，谩骂清朝政府与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宣传教育含意。如果说，考《四书》《五经》是以陈旧的传统文化来束缚思想的话，那么太平军的考试则是反文化、反理性的。参加考试的。大多出于被迫应付，少数是谋求功名。但这些人没有人认真研习过洪氏邪教，太平军的统治实在没有什么好恭维，而且也怕写豁边了以文贾祸，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试卷。有一首流传下来，被以吹捧‘太平天国‘为能事的人所津津乐道的试帖诗，题为《一统山河乐太平》，写道：‘一统天朝界，山河万重新。士民皆欢乐，成颂太平春。‘从头到尾全是由空话、套话、谎话堆砌而成，内容贫乏，文字恶俗。比清政府的举人、秀才的一些试帖诗更加平庸无文，倒是很像一百年后的某些新诗和‘新民歌‘。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整个太平军统治区科举考试的水平。实际上，太平军的领导人也并不要求应试者写出什么好诗好文，只要你表示归顺、洗洗头脑、凑凑热闹也就可以了。

考试中式的比率很高。大约去应考的，只要能够填满考卷，未被发现什么出格的内容，便都给中一个不同的等第。在南京，就如《金陵省难纪略》所说的，‘大约应考人无不中试者‘。三鼎甲赐冠服金花，次一等的有袍无冠，再次者给红绿绉短袄。然后游游街，便算完事。武科尚且‘一律回原衙听候调用‘。文科就自然只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有人考过后，等等未见授职任用，问他所服侍的某王，得到的回答是：‘本为祝寿耳。若授职，尔等文人，能作何事?岂若仍作吾之掌书大人为佳乎!‘乡试中武者起初也叫举人（后来改分博士、约士、杰士，相当于原来的举人、廪生、副榜），只考全日一场，便以定局。1854年，湖北一千余人应考，取八百多人。1857年，安庆乡试，只潜山一县便有八十四人中举人。每人奖点什么。比如黄巾、红缎包头，都是‘圣库‘里富余的东西。给你们一个空名，让你们来表示归顺，听听你们歌颂，消除些胡思乱想．弘扬一通洪氏教条。粉饰一下升平，表示一点德政，满足我的报复心理，享受我的王权威风，都是从‘本为祝寿‘生发出来的。领了奖算完，大约连游街也不游。从南京到省里，从逼考到考试到唱名到发奖到游街，不知多少笑料。

像闹剧而不是闹剧，像猴戏而不是猴戏。这是变了味的科考，是科举制度将要走到尽头的一支插曲。

老迈衰朽的科举制度受到了哭笑不得的嘲弄：它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被抛弃后却怀着特殊的‘恋母情结‘，在成为一方主宰之时，就急切地要让它按自己的意愿和设计重新焕发青春。虽然，这只是短暂而丑陋的插曲。但是，正因为这怪胎和插曲的出现，人们暂时停止了对老朽的科举制度生存权利的质疑和挑战，推迟了它寿终正寝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