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1（1 / 2）

前言

这本书，收了近年所作的三十五篇谈说太平军的文字，算是给自己几十年阅读、思考的一个问题，画上一个歪歪扭扭的句号。

也许与从小就浸泡在国耻国难的死水里有关，早岁就热心于追寻历史。其中，有个**阵叫做‘太平天国‘，也就是村夫野老说的‘长毛反‘。我能借到的书，从一副正经面孔的历史书到话剧剧本。从通俗读物到野史笔记，都找来读了。入大学以后，读书教书都是文学专业。还是经常挤出时间来读‘太平天国‘的史料和当时的论著。读了不少以前见不到的史料，加上社会阅历的增长，使我逐渐接近那段历史的本体，看出点根脉，提出些新的追问。我多次想写点白已的认知和质疑，可是却不能写，没心思写。

‘太平天国‘确实是个**阵。不止是大量使用隐语、新造词语很是怪异。它特有的‘天历‘、官爵、体制匪夷所思，造反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冯云山的造神和早死是怎么回事？洪宣娇是不是很神？是否有洪大全这个人？罗大纲怎么不能得到封爵以至无声无息消失；也不止是最高层内讧谁是主演，韦昌辉、蒙得恩、洪仁发、洪仁达、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这些人分别是什么角色；到头来，洪秀全是个什么人，他葫芦里卖的药是要疗治重病赢弱的中国吗？洪家铺子的兴亡给中国提供了什么？为什么他和他的笔杆子总也不能将一个神话编得圆，为什么有许多云遮雾障，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叙述与评说……这种让人看得傻了眼，看得不相信自己眼睛的景观。这种让我几十年老是想说上几句却又只在肚里嘀咕。谅必是**阵的魔力。

三年多前，我六十好几了，开始清理一下自已的文化杂货堆，首先想到了太平军。当时计划用一年半载，写出十篇八篇短文，快快将想说又能说的说出大约略，就算完事。不料，做起来没那么简单。首先是。以前看过的资料大多记不准了，手边一点资料都没有，查找费时费力且不说，有些竟再也没看到。再则，思想自由与能够发表之同的空间，比期望的要小得多。第三，将可以写成长篇学术论文的内容，用短小的篇幅好读的语言来表达，也就是史学与文学统一、纳须弥于芥子——螺丝壳里做道场，鲁钝如我，比登天还难。第四，写了十来篇，山南海北的报刊陆续发表后。很多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不少报刊出版社的编辑，希望我再写下去；我自己也觉得还有许多题目没做，有一种刹不住的感觉，于是在打算收摊之时，再写了十来篇。

不是只有赞同、鼓励，在报刊上热切评说，也有位老先生在我才发表第一篇时就嘲笑我‘隔行论史‘。我觉得他所嘲笑的，正是应当倡扬的。就整个学术文化界，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文化界而言，我主张要大大提倡跨学科参与——隔行论X。这个X，依学术发展的需要和学人的主体可能而定。也就是说，要隔行不隔山，相邻相近相关的学科，有什么值得论而你又论得出的，尽可以去论。不能论或不想论就短说，杂谈，七嘴八舌。这对激活学术，大有裨益。有些学术领域，如果没有隔行者参与，本行的学人长期受圈内绝对主流观点的塑造、制约、熏染，很难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认识。即使有，受到种种‘关系‘、利害的制约，很可能就欲说还休，胎死腹中。即使写了，圈内也很难让它正式露面。

我绝不认为隔行论史就可以信口雌黄。这本书里的每篇文章，每一个见解，都是史实的自然而然的解读和生发。我不作连篇累牍的引用，偶有必要的摘引也不注出处，更不作只有专业人士才看的考证。其实对史料的引用、考辩，都慎之又慎。有些事、有些话，说了又说，一部分是难以避免的互文，一部分是由于写作之初没有明确的计划，现在为各篇独立完整都原样保留。重复之嫌，请读者谅解。写这些文章，并不想批评谁，同谁争论，所以尽力避免提到现当代的人名作品名。因为，不是哪个人、哪部作品的问题。我只希望同更多读者一起，认识洪秀全和太平军的本来面目，思考被随意摆布的历史，看出些**阵的魔力和法术。我知道，比起山呼海啸的宣传。这本由短文结成的小册子，是很孤立而渺小的。可以引以为慰的是，它表明没有在**阵中速失自我。

感谢所有关心、帮助过我写作的朋友。感谢所有乐于发表、出版的报刊出版社的诸位编辑。尤其感谢读过一部分篇章或现在愿意读它的男女老少，因为你们愿看。我多年的劳作才有意义。

应当正名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许多关于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的史书和论著，按照当时他们的自称曰‘太平天国‘。尤其是1951年，大规模地宣传了这个称号以后，课本、辞书、学刊、会议、遗迹、纪**馆、博物馆，统统遵循这个规范，用‘太平天国‘的称号。人们习以为常，似乎无可疑义。

我却认为是不准确、不妥当的。

‘太平天国‘是什么呢？是洪秀全及其太平军自称的‘国号‘。蒙上一层宗教色彩，起初是为了诱惑、煽动百姓参加造反。即使如此，也完全没有掩盖它作为‘国号‘的本意。攻占南京之后，更是处处以天下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号‘自许了。

其实，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从1851年金田村暴动，到1864年洪秀全自杀、南京失落，总共十几年里，主要活动于南方的几个省。1853年攻进南京之后，除了1855年全军覆没的北进，差不多同时失败的西征，主要活动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即使这些省，也只是控制了一些城镇，选没有全部占领。在这些省里，清朝除了军队之外，政府机构仍然存在。更谈不上推翻清朝皇帝及其中央政府。这个朝廷，已统治中国二百多年，而且受到国际上广泛承认。根本之点还在于，满族由于日益认同汉文化，大量迁居北京和全国各地，进一步与汉族趋向融合，共同与其他民族结合，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

1864年以后，李世贤等率残部活动于福建、广东的一些地方。至1866年初全部被消灭。与太平军赖文光所都会合的捻军，在湖北、河南、安徽、山东、陕西、山西、河北流动作战，于1868年全部失败。这些都只能算是与太平军有关的余波了。

洪秀金为首的太平军，十余年里主要的活动，是军事行动及准军事行动。在它所占领的地方，没有建立完整的政治机构。占领南京后才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并不曾真正实行过。洪仁玕1859年提出的《资政新篇》，有较多方面的设想，是因为他的突然到来并被倚重才出现的，在太平军中全无思想基础，更无实施可能，握有大权的诸王连看都不看，不过是一纸空文。许多具体制度、组织、条规，如圣库制、供给制、诸匠营、百工衙等，在南京执行了一些时候的夫妻分居、禁止私有财产、取消商业贸易等，都是军事化的办法，不具有政治建设的意义。它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外国的承认，外国同它的几次接触，属于了解情况。只占据全国少教地方，没有完整行政体系，没有得到全国多数百姓和国际社会承认，当然不能算国家。

农民造反在占领了一些地方之后，往往就建立什么国。远的不说，明末的李自成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天，次年在西安就建立什么‘大顺国‘，并且设立一套行政机构，不久还打进明朝首都北京。张献忠先在武昌称大西王，后在成都称帝，建立什么‘大西国‘。他们从1629年和1630年相继造反。至1645年和1646年相继失败，自始至终也是十几年，与太平军兴亡时间长短基本相当，从来也没有人按照他们自称的国号，去为之写什么《大顺国史》、《大西国史》。有关论著也不用他们的‘国号‘。为什么太平军就要按他们自称，承认它是‘太平天国‘呢？

更根本的理由不是类比。而是在于有没有统一或基本上统一全中国，有没有得到全国多数人的承认。在国际交往日益增加的十九世纪中叶。还要看是否得到国际上普遍承认。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应当有两个中央政权，局部的占据是不能称之为国家的，更何况太平军在南京‘建都‘后一直受清军围攻，最后完全被打败。不能因为清政府的**，而否认它是代表全国的中央政权。也不能因为对太平军的偏爱（实际上它的许多方面完全违背社会的文明进步），就称它为国家。

总之，太平军造反和在中国几省的军事占领，不成其为国家。无论持何种观点和评价，要为它写历史论著或历史正剧，都应当称之为太平军而不是沿用不正确、不合事实的‘太平天国‘。纪**馆、遗址之类，也是如此。比如，要为它写历史书，应当是名为《太平军史》，叫做《太平军兴亡史》也可以。各种遗址，比如王府，应当称为太平军某王府。只要放弃不科学的观**，历史书、论著、遗址、翻译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走出梦话

弘历（乾隆）在位后期，‘文治武功‘的眩目外衣，包裹着官吏**、国库空虚和其它许多复杂问题。尤其是长期思想文化的极端**主义，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贻害不会与弘历一起进棺材。较之经过文艺复兴进而开始产业革命的欧洲诸国，中国在很多方面不可避免地目益落后。颐琰（嘉庆）掌权，想要在经济和吏治方面有所改良。但他和近臣只能着眼于一些表层问题，而且未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到了旻宁（道光），积弊屡甚，许多国内问题日趋激化。帝国主义也就开始公然的侵略，国势衰颓日益暴露。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看出了一些痼疾，思考着改革。鸦片战争给了中国朝野当头一棒。原来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魏源，进而提出培养人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建立近代化工业，以抵抗外国侵略。这些主张，切合时宜，影响很大。为形势所迫和事实的教训，清朝当局从自身的利害考虑，完全有可能半推半就，逐渐采纳和实行一些维新建议的。只要官府不禁止，民间的工厂，也会自发地逐渐开办起来。如果科技和工商业走向近代化，必然会对其它领域产生带动和促进作用。太平军造反，鹿死谁手，吸引了全国上下的注意，人们没有心思去探讨实行近代化的大小方案。更何况，清朝当局和太平军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拼个你死我活，仅仅‘师夷长技‘一项。也没有大规模实行的条件。

生产力落后，人口压力，官吏**，鸦片流毒，财政枯竭，已经使清政府非常虚弱。连续不断的外国侵略，损兵折将，割地赔款，丧失权益，外交问题困扰不已，更是对这个虚弱的巨人的多方面打击。于是，太平军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从广西桂平打到南京。从造反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很好的时机，才会那么快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对于洪秀全、杨秀清来说，他们一门心思就是要造反成功，登上权力顶峰。至于在外国侵略频繁的情况下造反，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会产生什么作用，会使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地位，是根本不可能去冷静想一想的。然而，从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冷静地看待外患日甚的中国处境，在各种可能性之中，最不利的事是：长期、大规模的内部战乱。当时许多人就看到这个关系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拉开时间距离，只要没有偏见，这一点更是清楚不过。

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洪、杨建立一个君权与神权相结合的体制。当然，这是一个局部的占领和割据，远非控制了全国。如果他们能攻下并控制北方的更多地方，那就必将‘天京‘这一套推广，顶多作些次要的修补和调整，根本体制是不会改变的。洪秀全在‘天京‘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他既要当天王，又要当教主，对臣民进行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他深居不出，神秘兮兮，不但是忙于‘安享天福‘，也是制造教主的高高在上的架势。杨秀清既巳掌握了军政实权，还更加抓紧‘天父附身‘的神权．这既是准备时机成熟时代供自立，也是为了从精神上、心理上统治部下和百姓。

中国历代皇帝都自称‘受命于天‘。这个老调子到清朝也照唱不误，但它的欺骗性与控制力已越来越受削弱。洪秀全不同之处在于，不但‘受命于天‘，还要成为唯一正统宗教的教主。这宗教实际上是土洋混合的洪氏宗教。对其它一切宗教神道，统统称之为‘妖‘，加以排斥和镇压。所以就不只是借‘天‘之名维护或强化君权，而是君权统治之外再加上神权统治。借迷信宣传造反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使洪秀全更热衷于神权统治。要是杨秀清取代洪秀全．也会继续用‘天父附身‘，统治臣民心灵的。

当欧洲经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张扬人文主义，冲破教会枷锁，继而在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步，产业革命使不少国家在工业、商业、军事、教育诸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在中国的洪秀全及其太平军，却要建立一种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主义统治，注定中国必须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主义，必然排斥文化与科学。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历代典籍一律斥之为‘妖书‘。尽毁不成，仍不甘心。统统要经他自己抓的机构删改后才可再用，可是到死也未删改出一部。其实他的皇权思想和享乐主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部分。鸦片战争的洋舰、洋枪、洋炮，并没有引起他对近代工业的重视。他连南京城内都不准开店，遑论发展商业。作为连秀才也考不上的小知识者，他对有文化而未参加造反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敌视心理，以致他的部下将这些人视之为‘妖‘而格杀勿论。他当然意识到没有文化、日不识丁的人，更易于接受他的一套。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统治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作为工具，于是进南京不久便开科考试。然而，他们的反文化、仇视知识者的作为，加上他们在外国侵略加剧之际造反，为有识之士所痛恨，即使发告示，说逃避考试的斩首无赦，应考的仍寥寥无几。这样的强迫应试，说明很多问题。当时有人就看出：‘无读书练达之人‘是一大缺憾，‘盖天之所不与也‘。这个‘天‘如果作客观规律理解，就有道理。朱元璋造反时比洪秀全更没有文化，但他肯用知识分子，于是打了天下，并且坐稳宝座。然而，他做了皇帝之后，一心只为家天下，搞极端皇权主义，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大杀功臣，使中国没能得到可能的进步。进八十九世纪，在人类文明处于急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洪秀全此种思想态度，他所占领的地盘越大，在位的时间越久，中国与近代化国家的落差必然越来越大。

清朝政府为了与太平军作战，使尽了力气，用尽了办法。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你死我活的搏斗。其它一切，都顾不上或虽顾而乏力了。给汉人兵权，是极其忌讳的。不得已之时，也就给了。最后。主要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高文化的汉族官员，打败了太平军。太平军在造反过程中，造就了石达开、李秀成等一些善于征战的将领，可惜他们走错了路，只能成为洪秀全的殉葬。

1857－1860年，英、法等国，趁清政府与太平军两败俱伤之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是尽人皆知的：火烧圆明园，洗劫北京城，签订了对中国更加苛酷的《北京条约》。从此，列强更将中国视为可以借机宰割的鱼肉。

1864年。太平军失败。四年后，它的残部和捻军的联合部队也完全被消灭。从它起事至此，历时十八年。清皇朝稳定下来了，洋务运动也见到几项成效，于是人们称之为‘同光中兴‘。从中国内部而言，这种说法是有些根据的。从世界格局来看，中国与列强的差距还在扩大，只是停止了滑坡，落差减缓而己。

本来，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历史给中国和亚洲国家提供的近代化最后机遇。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抓住了这最后机遇。它实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全面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中国呢，被内战弄得精疲力尽，财政空虚又要给外国不断增加赔款，不时受到列强侵凌，没有力量实行全面近代化。加之此时正值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日益专擅和**的年代，近代化未能得到应有的支持。一些学习外国技术和引进设备的努力，起起落落，成不了气候。如果没有长期的内战，哪怕是内战在几年里结束而不是迁延十几年，从五十年代开始推行近代化，即使进展不快，也有可能减轻内外交困的恶性循环，不致根本丧失最后的机遇。中日甲午战争（1894）的结局，表明抓住机遇和丧失机遇，后果是多么不同。从此以后，中国便是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国难、国耻成了家常便饭。从物质到精神，都几乎抬不起向前的脚步。太平军引起的长达十几年的内战和反文明的政策，打断了中国探求近代化的可能，并且使后来的努力如同老牛破车爬高山。

几十年来，许多历史论著，将起于农村的造反，称为‘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一概从根本上加以肯定，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了印证这一先行结论，经常不能正确对待史料。总是按这把尺子，对史料进行取舍、剪裁、加工、曲解，有时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程度。其实．农民造反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造反者的目的和所作所为，还要看外部环境的不同。历次造反，总是提出一些口号、纲领，以鼓动人们参加、支持，争取胜利。对此，应该有分析。首先是，口号、纲领是否切中时弊，药方开得对不对。但要注意，有些口号、纲领只是为了宣传鼓动，一开始就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有些口号、纲领，起初包含几分真实愿望，时过境迁便大部分放弃或当作破鞋子丢掉。所以，更重要的是看造反者做了些什么。反暴虐统治，反贪官污吏，反横征暴敛，都是正义的。然而，如果造反期间或立足之后，只是换个旗号换批角色，正义性便丧失了。如果弊害甚于所反对的政权，那是双重的罪恶。因为，百姓和社会己为你的造反付出了沉重代价，你却给了一个更难以忍受的结果。与此相关联的是，倡导、建立些什么。如果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百姓的安居乐业，民族的团结和睦。外患的化解消泯，就值得肯定。反之，便是历史前进的挡路石或地雷。农民造反的成败，打下江山后施政的得失，关键是对待先进知识者的态度。先进的知识者，不但是文明的结晶和酵母，也是社会繁荣进步的第一动力。被称为‘农民革命‘（或起义）领袖的张献忠，以招考为名，杀尽应考者，笔墨成了小山。一代枭雄，给中国尤其是四川造成巨大创伤。如果他更阴险一些，利用知识者帮助，占领中国大部分地盘乃至全国，再来杀尽知识者，烧尽各种图书，那将是空前的浩劫。

几十年来，太平军被作为‘农民革命‘的范例。其实，前期领导集团和骨干，不少人是游民、富户、典当商乃至海盗。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原来的身份，不能用这种筒单化的机械论来确定它的性质和历史作用。问题在于，它是利用宗教迷信发动起来的造反，而不是具有近代先进思想的革命；它是为极少数人建立‘地上的天国‘，而不是为中国创造美好的前途，不是为广大农民谋福祉。洪秀全等利用汉人对满族统治和清廷**的不满，以宗教迷信为外衣、工具、武器，煽动、迷惑、欺骗一些人八伙。公开造反之后，还加上很大的威胁成分。他们所到之处，没有逃跑或被杀掉的多数百姓被收编入太平军，财产充公，房屋烧掉，以绝退路，随即以洪氏教义从思想到行动严加约束。参加者无论愿不愿，通不通，只能成为带着‘天国‘梦的过河卒。洪秀全、杨秀清是否给广大农民利益呢，看看他们打下南京后的所作所为。便可了然。所谓‘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主要是为了宣传需要。这种农业平均主义，根本不可能真正实行。由于他们的许多具体条规制度，只能造成荒谬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进行极其苛酷的统治与掠夺。连各级官员吃多少肉，都有明文规定，差别悬殊，这是‘无处不均匀‘非常生动的注释。至于实际上的惊人落差，更是对‘均匀‘最刻薄的嘲弄。加上动辄‘斩首不留‘的恐怖统治，便导致经济的严重萎缩和文明的休克。说什么推动历史前进，实在是匪夷所思。

不加分别地从根本上肯定‘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研究一大误区。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当然表明那时的政权或社会存在严重问题。然而，造反并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可以有其它选择。造反的代价最大，只有取得相应的补偿，才应当肯定或赞美。认为无论怎么样造反都天然合理，造反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进步意义，是一种背离事实、违反科学的历史观。根本的尺度应当是，根据其所作所为和造成的效果，带给广大人民福利还是苦难，促使社会文明进步还是落后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