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从麻醉剂的影响中清醒过来,疼痛也开始了。事实上我一直没有丧失意识,只是周围的一切都像一场梦幻一样,我无法区分哪些是真正发生了的事情,哪些是我的幻觉。时间过去了多久?一个小时,十个小时,三天,还是一个月?有好几次我在梦魇中惊醒,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打输了,我居然错过了整个悲壮的战斗历程;但是很快我闻到了医院特殊的气味,感觉到有某种馨香的、黏糊的医用油脂粘贴在肋骨上方,整个右肩膀都是麻木的,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接着,我感到特别疲乏,就不由自主的继续沉睡了。
刚开始陷入半昏迷状态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被抬上了一辆火车,火车的地板在有节奏的振动,可以听到周围嘈杂的说话声。所幸的是,我的呼吸还能够自主,有一个人大声要求在我的鼻孔插上医疗插管,但很快被更多的人否决了。此后的事情我没有整体的印象,只记得火车的振动一直没有停息,周围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只剩下金属碰撞的声音(当然也有可能是玻璃碰撞)。这个过程中,我居然一直没有完全醒来,也一直没有感到疼痛,大概是麻醉剂在发挥作用。一想到麻醉剂,我昏昏沉沉的脑海就产生严重的恐惧,我害怕麻醉剂会损害大脑的功能,并且使人上瘾。在睡眠与半昏迷的交替状况中,我一直希望赶快醒来,赶快和周围的人说话以搞清楚我现在的处境,但我无法做到。有三次我感觉到一双细腻的手在触摸我伤口的皮肤,像手术刀一样锋利的金属慢慢切割着我的皮肤,切割到我肌肉的深处,一种体积更小的金属器械伸了进去,我怀疑那是镊子。这些事情给了我一个可以安心的信号:我正在接受妥善的治疗。
在我的意识中出现了许多奇怪而散乱的片断:早年读书的岁月,在第11装甲师服役的日子,与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的第一次会面,像做梦一样来到国会参议院做演讲,和第13集团军司令王澍上将一起乘飞机掠过燃烧的天空,乘着吉普车在哈尔滨各个工厂组织军火生产,“65号作战计划”开始前死一般的沉默,牡丹江、林口和鸡西被鲜血浸染的黑土地……这些记忆经常被一种噩梦打断,那就是关于“施图卡”和伊尔-2的噩梦,它们好象长着铁翼、以人的心脏为食的怪鸟,日复一日地盘旋在云端之上,一发现裸露在外的目标,就以飞快的速度俯冲而下,用利爪将他们撕的粉碎。我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这个噩梦,除了把“施图卡”和伊尔-2这两种怪物从世界上连根拔除之外,我想不到更好的方法。可是,现在的我是这样渺小无力……
最终让我醒来的是持续的疼痛,因为麻醉剂的效力已经消除了,我感到自己的嘴唇已经干燥而且开裂了。眼睛倒是很容易张开,但是阳光过于明亮,让我几乎看不清周围的一切。慢慢转过头去,我看到自己的右手手腕上插着两根针头,两个颜色不同的吊瓶高高悬挂在床头的铁架子上,气泡缓慢地从塑料管里移动到瓶子上方。这是一家医院,和普通的医院并没有差别,除了床头的桌子上印的那行字——陆军长春总医院。我飞速的在脑海中搜索这个词,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只知道自己身在长春。见鬼,那颗该死的子弹发射的时候我还在哈尔滨郊区,现在竟然到了战线后方两百公里的安全地带?真是不由自主地做了逃兵!
我想挪动自己的身体,坐起身来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但稍一动弹就感到钻心的疼,疼痛主要来自右肩膀背面的肌肉,我哆哆嗦嗦地移动左手想触摸疼痛的部位,但是立即被一个温和而坚定的声音制止了:“你醒来了?别动。你需要休息。”
我抬头看着那声音的主人,使劲眨着眼睛,想把挡住自己视线的那层阴霾都清除掉。对方穿着典型的军队护士的淡绿色制服,脑后梳着一头黑色的、光泽照人的长发,柔和的面容稍微有一点冰冷,鼻子的线条有一些弯曲。她的眼睛没有表情,但我可以读出一种钦佩关切的目光。这是一张倔强但是令人愉快的面孔,可惜不是我熟悉的某个面孔……
“今天是几号?”这是我急切的想问的第一句话。其实我心里清楚,我受伤应该没有经历太久,因为长期昏迷肯定会导致头脑非常不清醒,可是现在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对方耸了耸肩膀,回答道:“6月26日。你昏迷了不到三天,没有错过什么。但是恐怕你还得忍受在病床上躺一个月。”
“一个月?”我惊的出了一身冷汗,感到自己的喉咙都沙哑了,“伤势很严重吗?我感到自己很好,只是肩膀有点疼……应该没有伤筋动骨吧。在前线,这样的伤势只用经过简单的包扎……”
她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如果在前线,你有90%的可能死亡。7.62毫米子弹的弹片划伤了你的辅助动脉,如果没有特殊的止血针,你根本不可能活下来。你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在受伤的一瞬间,你乘坐的火车上就有那种止血针,还有医生和护士,所以你活了下来。”
“呃……谢谢你们。实在太感谢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机械地重复那几句感谢之辞。我知道,这位护士是陆军长春总医院的工作人员,当时她不在现场,但除了感谢她,我还能感谢谁呢?或许,我应该感谢陈新计团长,是他第一个冲到我身边并把医生叫来的,但是详细的过程我已经忘记了……
医护人员告诉我,我的伤的确没有触及骨骼,否则就至少需要静养三个月了。医生前后做了三次手术取出我体内的子弹碎片,现在还不清楚是否有残存的弹片,但脾脏已经没有危险,可以正常工作了。子弹撕裂了我右肩背面的三块肌肉,手术刀又不得不再次割断它们,我的恢复速度已经算是令人吃惊了。到了晚上7点钟,我的主治医师——一位白发苍苍、戴着高度眼镜的外科医生就会来看望我,他是陆军系统中颇负盛名的外科医生,总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看着我,絮絮叨叨地指出我伤口附近的情况还有哪些不理想,因此可能延长住院时间云云。所以每次见到他,我都不禁打一个寒战,害怕他想无限期把我留在陆军医院里。属于我的战争不会这么快就结束吧?
当我完全恢复清醒之后,我就强烈要求把属于我的《每日战报》和各种报纸、杂志给我看,但医生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住院的军官无权阅读机密文件,这是为了防止泄密;也最好不要看报纸,因为每天看报太多会影响休息。卫上校,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休息,你不会为了看几张报纸而晚出院一个月吧?”
在无聊的康复过程中,我甚至连一幅地图都看不到,每天唯一的消遣就是让护士帮我剃胡子。护士每天清晨都特别仔细地为我涂抹剃须泡沫,再把胡须和泡沫一起清除干净,我的精神每次都为之一振。医生还留下了镜子,帮我梳理头发,可惜我的头发和皮肤一样一团乱糟。肌肉表面受伤是不能洗澡的,这样炎热的天气里,病房里只有风扇,留出的汗液使人感到很不舒服。当然,为了保证伤口不感染,医护人员每天都会帮助我用温水擦洗,但这也无法缓解炎热中的焦躁情绪。很快,我就烦闷的拒绝吃饭、拒绝擦洗甚至拒绝喝一口水,每天都大声叫嚷:“让我在这个地狱一样的蒸笼里消磨岁月,还不如让我死在前线算了!谁让你们这样对待我的?”刚开始,医生的态度还很强硬,但后来就慢慢软化了,护士们给我送来了《共和国日报》和《国防军日报》。我看到的第一期报纸是6月30日的,这离我上一次了解战况已经过去了宝贵的8天!
显然,从官方出版的报纸上是看不到什么最新战况的,但我至少知道哈尔滨还没有失守,沈阳、旅顺也都完好无缺地保留在我们手中,华北地区的情况也没有继续恶化,这已经足够了。每天的报纸上都有关于“英雄的哈尔滨守军”的报道,他们在松花江北岸顽强抗击俄国法西斯侵略者,让他们在天险面前徒呼奈何。有时候报纸上甚至会登出粗略的作战地图,地图会标明敌军离各个重要城市、交通枢纽的距离,但对于我军的部署则语焉不详。我还惊喜地得知,王澍上将已经被调到沈阳指挥一个全新的集团军群——辽河集团军群,但我还不知道他留下的哈尔滨城防工作交给谁了。短短一个月之前,我们还一起在哈尔滨的办公室里喝咖啡,现在却是天各一方,还会有下一次携手共事的机会吗?一想到王澍在沈阳指挥着对日军作战的大局,我却躺在长春的医院里什么都做不了,我就感到异常的焦虑,这真是毫无意义的负伤……
直到7月3日,也就是我醒来之后的第8天,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医生突然在我看报纸的时候跑进病房,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表情:“卫上校,整顿一下你的衣冠吧,几位军官已经来看你了,他们肯定是来嘉奖你的!其中有一个还是中将军衔。对,我没有看错,快点整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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