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第二天就要启程前往牡丹江,6月6日我很早就回到了寓所。在这场战争中,我至今担任的唯一实际职责是“哈尔滨堡垒防御指挥官”,或者叫城防负责人,随便人们怎么称呼。回想起来,10天之内我的确完成了不少工作——6个民兵师已经组织起来(虽然训练还很薄弱),哈尔滨附近的大型工厂已经基本完成了国防转产,松花江以北的城市防御工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修建当中。10天来的工作证明了我一贯的论点:在战争中,中国是不会缺乏人力的,缺乏的只是物力和财力,尤其是某些尖端技术兵器的生产能力。如果85毫米反坦克炮、光永式中型坦克以及27式中型坦克的生产速度再快一点,流程再简明一点,前线的压力无疑将减轻许多。
晚上6点整,我把哈尔滨堡垒防御办公室的一切文件转交给第13集团军参谋部后勤处处长,这些文件的重量超过了半吨,其中一大半是新兵的身体素质档案、家庭档案材料,还有不少各个工厂的生产数据。我有些感伤的对后勤处长说:“我不知道自己还回不回的来,即使能回来,恐怕也没有机会负责哈尔滨的城防工作了。如果你能够使哈尔滨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我无论怎样都没有遗憾了。”
后勤处长非常诚恳地对我说:“你会平安归来的。俄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无忌惮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哈尔滨和牡丹江都会很安全。相信我,我们的作战计划一定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
无论他怎么安慰我,我的心头仍然压着巨大的阴影。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次作战行动凶多吉少,密山、伊春、海拉尔守军的命运就是我们明天的命运。我坐在自己房间里的椅子上,心神不宁,不知道该干什么好;心情沉郁了半晌,才想起来应该给重要的人写一封信,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再次写信的机会了。于是我随手从桌上拿起一个军用信封,不假思索地在上面写上了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历史系”,接着,写上了祖父的名字。
我不知道信的内容应该怎么写,向祖父陈述我不祥的预感?述说战争爆发以来我的工作经历?告诉他我就要上战场了,让他多保重?不,这些都不行,泄露军事机密的信件是严厉禁止的,我写下的每一行字都要经过军事邮件检查官的审查。任何军事情报我都不能说,至今我的祖父甚至连我所在部队的番号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在哈尔滨的某支部队服役。至于去牡丹江的事情,就更不能写了,在作战会议之前我不是在那份文件上签名了吗?“凡是在工作范围之外讨论65号作战计划者,将被立即处以死刑”。这可不是开玩笑。
所以,还是写些不着边际的话吧。我麻木地提起笔,在信纸上写道:
“敬爱的祖父:我近来过的很好,一切工作都能顺利完成,身体也还康健。明天有一个新的任务交给我,要更换住所,电话暂时是不能用了,不过若有机会,我会及时写信给您。听说北京最近遭受苏联空袭很多,我很担心您的安危;北京现在很危险,我一直劝您到乡下暂住,想来想去,还是南方比较安全。苏联鬼子的兵力再强大,也不可能深入到遥远的江淮流域,您何不考虑到南京去一趟?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历史系讲学。无论如何,我们有自信击败俄国人,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另一个地方,中国很大,只要我还活着,就会和他们打下去。关于我的安危,您不用惦记太多,我暂时不会上前线,生命没有危险。前方战事一结束,或者上级同意给我假期,我将立即回到您的身边。另外,我正在认真考虑战争结束后退役的问题,我想回到北大的历史系读博士,不知您可否为我准备一些这方面的学习资料。我从小一直喜欢历史,搞军事不过是权宜之计,您曾说过,双亲在的时候也不希望我从军。不过既然战争正酣,我不可能置身事外,但愿您能以我为骄傲。我衷心希望,当我平安归来之日,您的身体比以往更加健康。”
匆匆写下这一大段话,我望着窗外的槐树,叹了一口气:自己写的这封信里,究竟有多少是真心话,多少是违心的话呢?恐怕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我暂时不会上前线,生命没有危险”显然只是为了安慰祖父而说的违心之辞,即使是“我们有自信击败俄国人”这样的论断,我也只有五六分把握,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恐怕只有一句话是完全真实的——“我想回到北大的历史系读博士”。毕业三年多以来,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回到校园,渴望远离这个喧嚣与骚动的现实世界。国际政治与现实的联系太紧密了,我现在连外交官这个职业梦想也不期盼了,只希望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安安心心读书做学问。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我必须活下去。按照现在的局势,我估计自己活着看到战争结束的几率最多只有一半,我们每个人活到战争结束的几率都不会太高。即使不上战场,苏军飞机的炸弹也可以随时随地要了大家的命。
就此搁笔吧!我在信笺末尾草草写了几句祝福的话,把信笺放进了信封。信封没有必要封口,因为要经过军事邮件检查官,所有的信的每一行字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两天之前,第13集团军作战处就有一名上尉参谋,因为在家书里写了“第17集团军已经作为我们的增援部队到达,我军兵力大大扩充,可以与俄国人一战”,而被判“泄露军事机密”,差点被削除军籍,那封没有寄出的信当然也被扔进了碎纸机。从此,所有军官写任何文字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惟恐自己被特别军事法庭抓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卫国战争中的第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居然是由我主持的,判决也是由我宣布的,真不知道该喜还是该悲)。
下一封信呢?我不知道应该寄给谁。地址我是记得的,那个人我也还记得,只是懒得通信,两三年来一直是这样,这个人不会理睬我,我也不会理睬这个人。三年前,我是经常写信的,不过自从和这个人生疏之后,就很久没有写过信了,差不多连信纸折叠的方法都忘记了。不过,那个地址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只希望在这三年之中,地址不要发生什么变化。我拿过另一个信封,犹豫了一下,在上面潦草地写下了这个地址。这是一个江南水乡的地址,我只去过两三次。
那么,信笺上应该如何称呼呢?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备用的称呼,不过似乎都已经过时了。开始我想写“我最值得信赖的妹子”,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如果写“我最心爱的朋友”又显得虚假无比。最后,我随手在信笺第一行写道:
“阿寒:这三年来,我过的很好,我有充分信心,相信你比我过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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