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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璜》的原作者是个西班牙人,名叫蒂尔索·德·莫利纳。大约在1664年,有家意大利的戏班子在巴黎演出了一场模仿这个作品的戏,大为轰动。也许,这是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出戏。这是因为,戏里有魔鬼,有爱情,有对地狱的恐惧,亦有对女人的激情,也就是说,在所有人——只要他们稍稍超出野蛮状态——看来:这里面既有最可怖的,亦有最甜蜜的东西。

堂璜的形象被一位西班牙诗人引进了文学领域,这不足为奇,在这个国家的民众生活里,爱情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那儿,这是一种庄重的感情,为了它,一切都可以轻易地舍弃,甚至虚荣心!这真叫人难以相信。在德国和意大利亦是如此,这种感情驱使那些外国人干出种种疯狂举动,例如,娶一个穷姑娘,只要她漂亮,逗人爱就行。说实在的,唯有法国完全摆脱了这种感情。我们法国人都是精于算计的。在法国,姿色欠缺的姑娘并不乏追求者,而在别处,这种姑娘只能去作修女。在西班牙修女院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就在于此。在这个国家姑娘不备嫁妆,这种习惯巩固了爱情的胜利。在法国,爱情难道不是退避三舍,也就是说,只存在于那些没有家庭专聘公证人去撮合结婚的姑娘之中!

拜伦勋爵笔下的那个堂璜,就没有必要提了。那只是福布拉斯,一个微不足道的英俊后生,交了种种叫人难以置信的好运罢了。

因此,堂璜这个奇特的个性,只是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才首次出现的。十七世纪,一个酷热难当的白昼之末,一位意大利公主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冰淇淋,一边说:“多遗憾,这竟不是一种罪孽!”

依我之见,这种感觉构成了堂璜的个性基础。也正如大家所见,基督教于这种感觉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此,一位那不勒斯作者写道:“这不就是意味着明知上天可以把你捏成齑粉还要与上天对抗?”据说,由此产生了找女信徒做情妇的极大乐趣,而且这个女信徒要十分虔诚,清楚自己造了孽,满怀激情祈求上帝的宽恕,正如她满怀激情犯下罪过一样。

有一种简单的伦理,把对人有益的称为德行。严厉的庇乌五世倡导或者制订了一套琐细的教规,与这种伦理截然相悖。当时存在着极为严酷的宗教裁判制度。正因为太严酷,所以它在意大利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以后便转移到了西班牙。庇乌五世新订的教远规加强了宗教裁判的权力,使人人都对之心生畏怯。在若干年头里,凡不执行,或公然蔑视这些被列为最神圣的宗教义务之一的繁琐教规者,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假定有一个极为堕落的基督徒,正好在教皇刚刚颁布这套教规的时候出生在罗马,看到公民在宗教裁判所的可怕法律面前战抖的情景,一定会耸耸双肩,寻思道:

“好家伙!我已是罗马这个世界之都最富有的人,我也要成为这里最勇敢的人,那些人遵守的东西,我要公然蔑视。再说它们也确实不像人们应该遵守的东西。”

真正的堂璜,就应该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思想敏捷,明确,一眼就能看出人们的行为动机。

弗朗索瓦·桑西也许会寻思:“我这个罗马人,1527年出生于罗马,正逢波旁统帅率领的路德教派士兵在罗马洗劫六个月,犯下种种可怕的渎圣暴行的年头,我用什么有效的行动,来让人注意我的勇气,从而尽最大可能地享有对抗舆论的乐趣呢?我怎样来让那些愚蠢的同代人大吃一惊呢?我又怎样去感觉不同于这帮凡夫俗子的强烈快乐呢?

一个罗马人,尤其是一个中世纪的罗马人,决不是只说不做的人。空口说大话在意大利,比在世界任何一国都要被人瞧不起。

能对自己说出这番话的人,就叫弗朗索瓦·桑西。1598年9月15日,他就在妻子女儿眼皮下被人杀死。这个堂璜没有给我们留下半点可爱的东西,他并不像莫里哀笔下的堂璜,因为想做个有教养的人,而陶冶、改变自己的性情。他所以想到别人,仅仅是想显示自己比他们优越,想利用或者憎恨他们。堂璜决不会在别人的好感,美好的遐想和温柔之心的幻觉中体验到快乐。他需要的快乐,首先就是胜利,就是引人注目,就是被人承认。他需要的是无礼的勒波莱洛在伤心的埃耳维尔眼前打开的那份名单。(注:勒波莱洛是堂璜的心腹。埃耳维尔是堂璜的妻子。他打开的名单上记有堂璜追求的101个妇女的名字。详见莫扎特的歌剧《堂璜》。)罗马堂璜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个性。他不像莫里哀笔下的那个堂璜,把自己的隐情告诉仆人。他没有知己,也不乱开口,说的都是有利于实现自己意图的话。莫扎特写的堂璜,有时还有点真情实意,还有点惹人喜欢的快活劲儿,使得我们原谅他的荒唐,可这一切在罗马堂璜身上是丝毫不存。一言以蔽之,我要描绘的是个丑恶的形象。

我原来只打算研究他的个性,不准备叙述,因为它只会使人厌恶而不会使人觉得好奇。可是我说实话,几位旅伴向我提出了这一要求,我实在无法拒绝。1823年,我有幸和几位可爱的人一起游历了意大利。那次旅游让我终生难忘。我和同伴们一样,都被贝阿特丽丝·桑西的那幅精美的画像迷住了。今天在罗马巴贝利尼宫,还可见到这幅画像。

现在,巴贝利尼宫的画廊里,只剩下七八幅画了。不过其中四幅是杰作。第一幅出自拉斐尔之手,画的是他的情妇,著名的弗纳丽娜的肖像。这幅画是地道的真迹,不容置疑。今天还可找到几张临摹它的作品。它与佛罗伦萨画廊里被认为是拉斐尔情妇的肖像截然不同。那幅肖像还被摩根以拉斐尔情妇的画名制成了版画。当然,那幅画不是出自拉斐尔之手。看在这位伟大画家的份上,读者或许会愿意原谅这一小通离题话。

巴贝利尼宫的第二幅珍藏是基多的作品。这就是贝阿特丽丝·桑西的肖像。人们平常看到的她的像,有许多印制太差。这位大画师在贝阿特丽丝的脖子上画了一小块起皱的布,头上顶了一块花帕。他没有如实地画出她特意订制的临刑时穿的衣服,也没有画出这位年方二八,刚陷入绝望之境的可怜少女蓬乱的头发。他怕这样画出来过于真实,反让人感到恐怖。在他的笔下,姑娘面部秀美,目光温柔,眼睛大大的,那个惊诧的模样儿,就像是一个人在号啕大哭时冷不防被人撞见似的。她的头发金黄,煞是好看。在这个面庞上,看不出罗马人的傲气,以及常常从某个“台伯河之女”(注:台伯河流经罗马,因此台伯河之女即罗马女人。)坚定的目光里流露的自信。那些罗马女人常常自豪地称自己为“台伯河之女”。可惜读者将从下文获知的惨案距今已有二百三十八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间色调变成了砖红色。

巴贝利尼宫画廊的第三幅杰作是卢克莱丝·佩特洛尼的肖像。她是贝阿特丽丝的继母,与她一同被处死。这是个典型的罗马妇人,天生漂亮而高傲。她容貌华贵,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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