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2)
看到朱毓文来打圆场。邬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反手一个大嘴巴子,把朱毓文抽得朝后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被眼疾手快的陈笑一把搀扶住才未摔倒。
邬历又指着朱毓文骂开了:“好个朱毓文,宋玉卿,你他**是人还是狐狸精,老子不是因为你,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你携带巨款跑到国外去养****,泡洋人,我承担责任,我被罢官撤职,都是你这个小x养的害的,你还有脸来说我,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娼ji,狗*养的……我是虎落平原被犬欺,龙困浅池遭虾戏呀……”说完竟趴在餐桌上“呜呜”地号啕大哭起来。
这时胖彼德只是笑嘻嘻地看着这群“中国人”在窝里斗,不说一句话。他用外国语言仿佛在问陈笑:“这是怎么回事?”陈笑冷冷地用英语说:“这是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柏杨老先生说的‘窝里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无可奈何地学着外国人的模样耸耸肩膀,摊摊手,拉着彼德和朱毓文竟自走了。
)哭得不知去向的邬历扶了起来,送他回客房休息。
庆功宴席就这样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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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历其实并未多喝,头脑是清醒的。
回房间后,他脱得一丝不挂,光溜溜地溜进了盥洗间,满满地放了一池热水,他跳进了浴盆,像僵尸那样挺在一池热水里,双目紧闭,不禁黯然泪下。在热水和热泪的浸泡下,他在回忆着不堪回首的过去。
两年前,他迫不得已离开了扬子社,他其实是像狗一样被赶出扬子社的。都怪他太大意,谭冠的儿子,时任经理的谭伯平,人称谭公子的那个不学无术的胖子,早就提醒他:“最近,编委会几个成员不太正常呢,那个转业回来的部队作家,也就是那个山东侉子、
副总编辑郭斌和获有硕士头衔的大才子副社长李白舫,再加上那个长得土头土脑却是有小名气的工人作家华副总编辑。经常在一起碰头,鬼头鬼脑的,社里笼罩着一股神秘的气氛呢,我看是要出事,您要注意。”
邬历压根儿没把这个长得肥胖如猪的花花公子放在眼中,这些副手,除了郭副社长是部队转业来的是他的老对手外,其余都是他聘用的,难道他们想造反不成,这不可能,八成是谭公子这家伙在挑拨离间,于是他安安心心地到北京去参加社长培训班了。他在培训班里甚至做梦都梦到了他即将坐上a省出版厅副厅长的宝座,最好像崔牛牛那样再兼上一个实职,有行政官员身份,手中又有一个企业好盘弄,这样权和钱都有了。举着这把双刃剑,也就可以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了。这是谭冠厅长在他调来之前就许诺的事,只是到现在还未兑现。临去北京之前,谭冠还故作神秘地告诉他,最近组织部门要来考察你了。他心中喜滋滋的。只是不断地打电话吩咐伯平先生注意几个副手的动向。
他没有料想到的是,家里真的是发生了“政变”。
山东大汉郭斌长得方头大脑袋,大块头、大眼睛、大下巴、大鼻子、大嘴,总之他的一切都比别人大一号,一脸很有正气的样子。
早年在部队是小有名气的军旅作家,转业回a省后,除做好案头工作外,业余时间却一门心思,有点走火人魔般地写他的武侠小说,这几年行销于市,很受读者青睐。坊间流传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草上飞”就是此公,此公白天沉浸在一篇篇台湾言情小说中,用他的笔装饰编辑那些缠****绵的情节,声情并茂地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真真假假的爱情故事。他取名“田路”专写台湾走红作家“红绢”的评论,搞得一些女中学生神魂颠倒地总是给“亲爱的田路小姐”写信倾吐衷情,红绢者就是台湾著名军旅作家张丽姗女士丈夫的笔名。红绢谜一样去世后,他又着手编辑蓝晴的言情小说和季笑呆、冷如水的武侠小说。几次编辑与作者会面后,小读者们才知识这位脉脉含情与他们通信,为他们初萌的绵绵爱情解疑答难的“田路”原来是一介赳赳武夫。武夫晚上沉浸在刀枪剑战之中,苦心钻研武术套路,描写那些侠义疏财,劫富济贫的好汉,先后有《铁弓射灰狼》、《拔剑舞狂风》、《挥拳镇地龙》等武侠小说问世,最近又在炮制《成吉思汗》三卷本历史长篇小说。不知是武侠书写多了,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现实生活中他也喜欢打抱不平,很有点“二杆子气”。当年北徐市女杂文家因写文章揭露文化局长为****贿买京剧“红花奖”得罪了文化局长,局长以诽谤罪诉到法院。他出面声援,最后女杂文家竟打赢了官司。把个文化局长搞得灰头土脸,
只好去职另就了,因此他又有了“大侠”的绰号。对邬历的言行他早就不满,不过憋了一肚子气而已。
别看那个平时不着声,不着气,长得矮矮小小,文质彬彬,白白净净的副社长李白舫,他可是社里有名的大才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是国内少有的几名研究鲁迅的专家之一。写有专著《鲁迅的性格和人格》,对鲁迅先生的杂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愣是说现在是少有鲁迅的年代。在这个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价值变异导致人性变异,拜金主义盛行,而使腐败蔓延。现今的时代要呼唤鲁迅精神,要有鲁迅杂文对时弊的彻底批判精神。大陆的杂文家都害了**,都去当什么周作人,钻进乌龟壳里去养花种草,躲避崇高去了。真正的杂文家却跑到台湾去了,那个弹丸之地冒出柏杨、
李敖、龙应台一类惊世骇俗的杂文家,他们才是“士志于道”的传统人文精神的传承者,其他的杂文家都是伪杂文。伪知识分子,真附庸风雅的骚客而已。
曾经是工人作家,现为扬子社副总编辑的华倡诚,长得倒像是一个工贼,二八开的小分头像是电影里的汉奸,薄薄的嘴唇上常年胡子拉碴的,又不太修边幅,自称这是工人阶级本色,人倒也是极有正义感,待人极诚恳的。他最近正在潜心创作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下岗之后》,其原因是他的老婆最近下岗。摆了地摊,其中酸甜苦辣,自以为比别人品尝得多得多。老婆叫他想想办法找一个体面的工作,他摊摊手,用汉奸似的微笑安慰老婆:“我说姑奶奶,
这摆地摊也挺好,免得看人眼色,受人之气,自自在在的,多自由,
我不缺你这几个钱,不想干了回家歇歇,我养你。权当帮我体验生活,提供素材。”
一个崇尚行侠仗义的赳赳武夫,一个呼唤鲁迅精神的学者,一个深知低层工人辛酸的作家,3人聚在一起自然对邬历的所作所为就多有牢骚,这3个臭皮匠就凑成了一个诸葛亮了。于是准备着北伐中原,向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奸臣曹操发难。至于邬历的小兄弟,另一位挪用公款为自己买房子的黄副总编,是邬历的小铁杆。他在主编《南方名人》杂志,这小于在暗中买卖刊号,出了一个双胞胎的刊物,也即假借杂志名义拉取广告,另外印了1000本带广告的杂志,去欺骗企业。这1000本杂志,除广告外还夹着一些性暴力、性犯罪之类的小文章,而正规出的刊物却像他的外表那样儒雅,是那么纯情脱俗,他的杂志一堆滥账说不清楚。这时的编委会已几年未开会了,社里的财务情况全部蒙在鼓里,邬历和“二渠道”书商“买卖书号”的事,只有邬社长与发行部主任宋玉卿小姐知道,而经理部经理谭伯平更是只知自己捞钱,旁若无人地我行我素。值此以邬历为首的大爷们挟谭冠厅长之余威,把个出版社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社里的党支部也是名存实亡。邬历兼书记常年不开支委会,支委早已超过任期。党员呼吁改选,邬历怕把自己选掉,也就充耳不闻,而5名支委中有4名对邬历心怀不满,从党、政两套班子的角度来看,邬历已成独夫民贼。这独夫民贼被忍无可忍的社委会、支委会罢免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时间恰逢年终,这回邬历还在京城做着副厅长的美梦。赳赳武夫代行社长职权,组织那一年一度的考核,武夫、才子和工人作家以社委会名义一合计竟召开了4次考核预备会,考核预备会开得空前热烈而认真。
这位说:“社委会成员对全社人员的政治学习、法制教育抓得不紧,长期不进行思想教育,应提倡群众对领导使用权力实行监督,提倡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最近老干部拒缴党费就是对社委会的警告。”
那位说:“群众有事,社委会成员一问三不知,这很不正常。社委会成员为什么不过问本社的经济活动?为什么不过问选题情况?为什么不过问‘买卖书号’的问题?邬社长一人卖了多少书号?这种一问三不知的社委会要它何用。”
张三说:“管理上软懒散,一把手不管,二把手闭眼,三把手看,
四把手、五把手躲得远。社里职工自己开书店,下海、经商、炒股、
闲逛不正之风不及时处理,姑息养奸。”
李四讲:“宋玉卿与邬社长关系不正常,自己当着发行部主任个人还开了一个书店,好卖的书拉走自己店里销,不好卖的再拉回来送回仓库,她的账目一直不清,为什么压住不查?”
王五道:“本社四不透明:经济不透明,选题不透明,‘买卖书号’不透明,财务不透明,买茶叶还要社长亲自出马,我们发的茶叶全是过期的陈茶。社长座车一年的保养费、汽油费七、八万元,几年下来又够买一辆新轿车了,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社里为什么把几万本好销的长效书《中外历史演义》承包给谭伯平,这是变相对谭厅长贿赂,是社内买卖书号问题,听说谭大公子承包此书净得四、五十万。要向农村基层政权学习,不要不如农民。”
钱六言:“社里有没有小金库?建社10周年得了多少社会捐款?用了多少,余了多少,钱在哪里?图书库存3000多万到底什么原因?有的书商‘买书号’出了书,不好销,社里为什么又把这些烂书买回来,是不是得了书商什么好处?要向群众交待。”
群众七嘴八舌,赳赳武夫、文弱书生和工人作家听得触目惊心,汗流浃背,生怕大家再说什么出格的话来,于是先打住。写报告给厅党组,名曰《a省扬子出版社年底考核前四次座谈会纪要》,
报告了谭冠厅长。谭冠厅长看了《纪要》,狠狠批道:“这次会是谁组织的?为什么不在社委会内部交换意见,对群众的意见要分析,
要正确引导,等邬历同志回来,社委会内部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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