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2 / 2）

进入莱茵兰一普尔法茨州，又可以看到成片的葡萄园。这里是德国葡萄酒的产地。驾驶员龚先生开始滔滔不绝地向老荣和郑东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摩泽尔河是莱茵河的一条支流，几乎横贯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全境。进入摩泽尔河谷，眼下正是葡萄的收获季节。你们看，眼前的葡萄园沿河谷和山坡之间向前延伸，一眼望不到头。这片葡萄园长达120公里，宽在250～2500米之间，这里的葡萄种植面积占德国的三分之二。”他指着掠窗而去的葡萄园说。

郑东和老荣凭窗而望，果然茂密的葡萄园里，一串串晶莹欲滴的葡萄挂满了葡萄架，老远就感觉到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正忙着采摘的人们，男女老少都有，有的看上去就是一家人，有的全村人都去采摘葡萄，人群中还有不少学生模样的人。

小龚告诉他们：“这些是在城里读书的学生。他们利用短暂的假期，赶来帮助果农收获，果农提供食宿，他们还可得到一定数量的劳务费。学生在这里不仅可以免费吃到最好的葡萄和葡萄酒，还可得到一笔用以度假旅游的费用，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小龚看他们听得认真，越发卖弄、炫耀学识般地介绍他对葡萄酒的常识：“葡萄收获期很短。一般要在10天之内全部把果实摘完。摘下的葡萄用背筐送到酿酒厂，再由人精心地剔去质量不好的果实，进入压榨槽里榨汁。一个压榨槽可以盛葡萄4000公斤，

可榨2660公斤葡萄汁。葡萄汁再经过10～12小时沉淀，沥出的溶汁进行发酵。再沥出，再沉淀，如此反复多次，才能酿出可口的酒。但是这还不是市场上出售的德国香槟酒。还要经过勾兑、专家品尝，把不同种类的按一定比例相混，配成各种基础酒。最后再进行一次勾兑、装瓶，加入一定数量的发酵剂和其他****，放在酒窖里起码存放一年，才能进入市场。”

郑东不由得对眼前这位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刮目相看了：“看来，我们的小龚不仅是东江公司驻欧洲的副代表，西安交通大学外语系毕业的高材生，还会开车、品酒，对德国葡萄酒的生产非常熟悉，简直是专家嘛。”

小龚不好意思地笑了，他接着说：“我们东江公司驻欧洲办事处就是两个人，正代表黄大姐主持内政，她是学英语的，一般不出来，外出联系业务、洽谈贸易全是我。欧洲哪有那么多路桥工程可接，我们就附带做一些其他贸易，比如德国的啤酒、葡萄酒类，法国的香水等等。在贸易洽谈中听德国人介绍后，我也看了一些书，我甚至还到葡萄产地的酒厂参观过。做生意，只有广开渠道才能搞得活，才能为单位创造更高的效益嘛。”

他谈兴甚浓地继续介绍酒厂的情况：“德国葡萄酒产区的酒窖绝对是世界一大奇观。这是一种特殊的隧道。在地下挖一个离地面20～70米的隧道，长度大约30公里，可以存放5000万瓶葡萄酒。走进隧道，你可以看见被分隔成一个接一个的房间，每个房间就是一个存酒窖。门外都有标记，标明酒的配方、编号、有效日期和瓶数。德国最好的葡萄酒就是莱茵河和摩泽尔河两岸产的。”他指着莱茵河谷岸边上那一片葡萄园说。

远方青山连绵，山坡下是一片熟透的葡萄林，山坡上茂密的森林覆盖着山头，一座中世纪的古城堡随着山势的起伏而建。城堡的两端各有一个角楼，左侧建有一个小教堂，教堂随着秋风传出悠悠的钟声，在绵绵的秋雨中传得很远，很远，仿佛是历史的回声。

郑东兴奋地听完龚先生的介绍，突发奇想地说：“这葡萄酒生产、配制也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共通之处。你看，这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到了西方有法兰克福学派，在法国又孕育出了巴黎公社，到了俄国有了十月**，在意大利有葛兰西学派走议会道路，在中国的传播又具有中国特色。这中国特色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过去有***思想，现在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都不同程度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可以说，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呢?这就有如总体上都称为葡萄，而不同产地的葡萄就有如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传播。理论非结合实际不可，否则就不会有特色，就成了教条主义。法国葡萄酒与中国葡萄酒配方肯定是不一样的，植根的水土不同，存在的气候不同，酿制的配方不同，酒的味道也会大异其趣的。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酒，只要各自感到合口味，有益于身体健康，又何必强求一律呢?所以是不能用一种僵化的标准去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因人因事因地而发展的、变化的。”

由龚先生的葡萄酒理论引申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命运，郑东感到很得意。

老荣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郑东的观点，心中却默默地想：去特利尔，说是去观光，毋宁说是去追寻一代伟人的足迹。卡尔.马克思曾经震撼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心，开创了人类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对于特利尔，老荣和郑东一样是心仪已久的。

谈起马克思，老荣那对晶亮的小眼睛熠熠生辉。他充满感情地回忆起当年在英国的时候对于马克思足迹的追寻。

97

老荣谈起了他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时的往事。

那是我来到英国的第一个休息日。我告别了那个孤独而又善良的贵族老太太，要去伦敦寻访一下马克思的足迹。老太太提醒我不要忘记带雨伞。天空欲雨未雨的样子，空气中飘荡着沉沉的雾霭，夹杂着丝丝芳草的气息，使人感觉到秋季的温馨。老太太蹲在草坪上，正在细心地喂养着她的宠，一只黑色的巴斯克猎犬，

一只白色的波斯猫。在我没有住进来时，她就与她的宠们聊以度日。清晨，怀里抱着小猫，去遛狗顺便散散步，回来吃早餐，上教堂，去商场购物，下午睡午睡，剪树篱，读书，晚上弹上一段钢琴。每天的生活极有规律，每一项工作都有固定的时间，她喜欢一切井然有序。我有时晚上喜欢听她在摇曳的烛光下弹上一段轻松的门德尔松钢琴曲，陪她聊上一段天。我们是山南海北，古今中外，中国、英国的风土人情信手拈来，互相都感觉到兴味盎然。然后互道“晚安”，各回寝室休息。

说到要去看一看大英博物馆，老太太告诉我：“那是英国最大的博物馆，又称不列颠博物馆，是在18世纪中叶汉斯.斯隆爵爷遗赠给国家的私人图书馆和藏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754年购买了蒙塔古大厦为馆址，于1759年首次向公众开放，1823年英王乔治四世又以其父的大量藏书捐赠，使这座博物馆的藏品愈为丰富。”

老太太还告诉我，他的丈夫在世时，他们经常光顾那儿或看书或参观。因为他的丈夫本身就是汉斯斯隆爵士的后人，具有随时借阅图书、鉴赏藏品的特权。老太太兴奋地说：“那里除了古希腊罗马的许多艺术珍品外，东方馆里还陈列着不少中国历朝历代的_[艺珍品，如唐宋的名画，明清的瓷器，敦煌的经卷。最有名的是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博物馆专设的大英图书馆曾是当年马克思博士撰写《资本论》的地方。图书馆的档案记载，马克思博士在英国的20年里在大英博物馆借阅了1500余本书籍和小册子，

其中有800余本著作在他以后写的《资本论》中引用过……”

我在与老太太的谈话中发现这位孤独的老人知识丰富，涉猎的书籍极多，和她的交谈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在没有了语言障碍的时候，我们互相都感到了双方感情的接近，那是因为双方知识的互补，使各自都感觉到两人的交谈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以至于在我离开英国，告别老太太的时候，双方都感到了深深的忧伤。老太太称我为“亲爱的孩子”，我像是亲吻自己的母亲那样，吻了吻老太太的双颊，明显感觉到了老太太温热的眼泪流淌到我的脸上。

老荣讲到他与老太太那段形同母子般的异国情时，郑东竟调皮地眨巴着眼睛，对老荣说：“想不到，我们荣大爷在英国还有一个老****，真正是魂断康桥啊。以后怎么样了?肯定是你老兄把老太太抛弃了，另寻了新欢。”

老荣正色道：“郑东，你小子不要胡说八道，我和老太太的感情是纯洁的。以后仅仅是每年圣诞节互致问候罢了，直到老太太孤独地走完人生的道路。也就在谭冠出访英国那次，说句心里话我是真想到英国去看看的。遗憾的是，老谭他不需要我去，而是带年轻的大学生去了，使我失去了一次再去看看她老人家的机会。”说到这里，老荣的小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仿佛很悲伤的模样。

第二天，我从剑桥去了伦敦。

泰晤士河水弥漫出的雾气使伦敦雾蒙蒙的。

在伦敦城北的鲁塞尔大街北侧的罗素广场上，我看到笼罩在大雾中的大英博物馆。那是一幢古罗马式的建筑群。半圆的拱门，饰以各种精美的雕刻，门和窗都饰以圆弧型的拱环。穹隆形圆屋顶，拱型的四壁，门旁、柱廊等处都饰以石刻雕像和浮雕，是一幢典型的西方古罗马拜占庭式建筑。它有着几分天国世界的尊严，这是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风格。那时日不落帝国像一只巨大的章鱼，将它的触角伸向四方，扩展到世界各大洲，掠夺了世界各国的大量珍品。致使博物馆一再扩建仍然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藏品，我去参观时博物馆展出的展品不足馆藏的五分之一。

郑东听到这里愤愤地说：“这些无耻的强盗，四处伸出爪子，又偷、又抢、又骗，中国的那些瓷器、字画是从故官里抢来的，那些敦煌经卷是那个叫斯坦因的文化骗子连骗带偷弄到英国的，这些当然也是和清政府的腐败、官员的颟顸有关，这些偷抢、骗来的东西竟然还不知寡廉鲜耻地到处炫耀，就有如是吸了别人的血，终于长出一身肥肉，于是到处炫耀自己的肥胖一样无耻。昨天我们在法兰克福书展，看到张丽姗那小妮子，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心里却也藏了一个‘强盗情结’呢。这是和谭冠、邬历的暗中支持、纵容有关的。听说，那小娘子临走之前，谭冠密嘱邬历暗中交给她厚厚一个信封呢，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玩意儿。”

老荣看他又要借题发挥大骂谭冠、邬历，于是赶紧岔开话题说：“你老兄说得不错，在大英博物馆的二楼专设一‘亚洲沙龙’，这名字起得挺雅，其实全是强盗抢掠的炫耀。这里陈列着亚洲各国的名画，其中有我国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元代赵孟；颐的(双马图》。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绘画中的无价之宝。在英王爱德华七世的纪念馆中还展出了大批从宋到清的历代瓷器，此外还有一些商周铜器。你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这些展品铜牌下面都有英文说明，说这些画是作战部所赠、那些瓷器是海军部所赠，显然是清朝末年英国人随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掠夺而来。至于那些敦煌**，大部分是英国骗子斯坦因买通了当地官员和看洞的道人骗去的。”

郑东接着说：“当年谭冠先生不是专门带着老总编和小法学专家专门到大英博物馆来谈这敦煌**的合作出版问题吗?”

老荣说：“哪里出版得了，英国人当年抢了、骗了人家的东西，占为己有，现在还来狮子大开口，这价格别说一个谭冠，10个谭冠也出不起。”

郑东接着说：“哪里真正想去搞什么合作出版，明明找着借口出国旅游，出版协议未捧回来，倒捧回一堆英国高档画册。他以为英国人会有忏悔之心，发发慈悲，免费把抢去的东西无偿奉还，那是做梦，就像天真的领导总希望贪官能够廉洁自律，也即用道德信条来约束他们就能够不贪污、腐败。中国的‘泛道德主义’排除了理智对于情感的约束，使道德替代法治，而不从机制上、体制上解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公众和社会的权力来监督政府的权力，就有如希望虎狼不吃肉或者吃了肉再把骨头吐出来一样，贪官能不贪财吗?只不过贪官的贪法有不同。明目张胆地贪叫武贪，那是一种公开地鲸吞或掠夺。张开血盆大口般地撕咬，生吞活剥似地茹毛饮血，就像王宝森那样巧取豪夺式的贪叫文贪。那就是巧妙地，斯斯文文地，甚至是打着改革开放旗号把国有资产集中到餐桌上，餐桌上坐着一大群自己的哥儿们、姐儿们，或者亲戚、朋友，按职位高低排好座次，互相微笑着拿起刀叉极有分寸地分享这顿免费的‘工作午餐’，这是在利用利益调整的机会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权力是在党同伐异中集中分配，财产是在按权力大小分割的。比如谭冠和崔牛牛所设想的发行集团，就是把地方上原来政企不分的新华书店的权力和财产集中省里，使省新华书店成为事实上的权力管理机关和经营单位，也就把小家小户的地方食堂集中到大家庭似的豪华宴席，使崔牛牛支配国有资产的权力更大。因此，新华书店的产权不变革，全民所有制‘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就难以解决。而像崔牛牛这种‘内部人控制’下的委托代理人，在未建立民主程序的法制化委托前，只能是谭冠个人对于权力的私相授受。他是不受全民所有者监督的，只对谭冠个人负责，包括谭冠在台上直至下台，台上对谭的权力负责，下台对谭的人情负责。因而他完全可以利用看管国有资产的权力任意支配国有资产乃至化公为私，为自己牟取私利。比如谭冠的亲友就大量云集在出版、发行部门。他们的亲信也起而效之，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与谭冠大人那任人唯亲似的‘人才战略’相配套，那只会是亲友、哥儿们集团对国有资产的巧取豪夺。谭冠的子女连媳妇都在出版系统，一个个人模狗样、狐假虎威似的。崔牛牛的亲友有多少在新华书店系统或以新华书店进入指标相交换的各色关系户，你统计过吗?这种近亲繁殖，只能使机关和企业素质退化。”

老荣默然，他实在不想搭这个腔，心中却在想：“郑东这小子讲得并不错，只不过如此疾恶如仇般地借题发挥攻击现任厅领导确实不合适。于是他委婉地劝阻说：“郑东你这锋芒太露了，可能要‘蛲蛲者易折’啊!”

“贪官、污吏的脸皮比城墙还厚，我这叫锋芒吗?我看就是铁矛都插不进去，对他们来讲这只是搔痒痒，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群众之口任凭他说，贪官污吏我自为之，活得舒坦、潇洒啊。这就是对一把手缺少制约监督了。”郑东继续肆无忌惮地侃侃而谈。

老荣说：“党中央、国务院乃至省委、省政府也很难呀，他们的困难在于使用的全是旧体制下的人，也即你所说的谭冠先生‘人才战略，下孵化出来的人，靠这些人去执行新的思路，这确实有危险。因中层干部中多年来已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而改革本身就是利益调整，财产和权力的调整，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开拓新的生产力，因此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反对，却也难以心悦诚服地配合。比如说这国家出x的房改政策吧，是为了改革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大锅饭传统，改变福利分房的弊端，更快地吸收社会游资，投入国民经济建设。谭冠自己及其他所率领的人才，大军都占有好几套住房，有的甚至有四五套住房，这完全是他随心所欲玩弄权力游戏，视国有资产为己物私相授受的结果，他却在公开场合，大庭广众之下攻击国家房改政策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原因是他们自己的住房远远超过国家规定标准，超标部分就得自己掏钱。这崔牛牛副厅长兼总经理一人占了两大套住房，面积高达250多平方米，整一个豪华的公馆。为了显示自己仅有一套住房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凋来整去把两套住房凑在一层楼上，两套一打通不就成了一套了吗?什么狗屁‘国有资产流失’，他们是怕流失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权。而这控制权是为自己牟利，为利益集团巧取豪夺的权力，丧失的是利用住房为诱饵牵制广大干部群众为自己效忠的权力。漂亮口号掩盖下的是个人险恶的祸心。受害的是国家和群众的利益。”老荣愤愤地说。

老荣接着阐述自己的看法：“现实是，中央和省里就是有了很好的政策，到地方就会变形。这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比如当年的商鞅变法、王安石改革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推动社会前进，但到了中层的官僚手里就变了样，甚至打击腐败的政策也会变成继续腐败的借口。这是非常可怕的。”

“哎呀，想不到我们的荣主任还有这方面深刻的思想，使小弟茅塞顿开，真正的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呀!”。郑东由衷地赞叹道。由于说话声音响，吐沫星子全溅到老荣脸上。老荣掏出手绢，极有风度地擦掉了脸上的吐沫，竟然得意地笑了。

老荣语重心长地说：“在一个腐败成风的单位，一个人洁身自好都很难。因为你的洁身自好会给别人造成威胁，其结果不是这个人被同化，就是这个人被清除出局。因为贪污腐败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已渗入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去了，成了社会机器运作的润滑剂。你在这里疾恶如仇，无异于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尽管传统体制的大树已朽，但根基还是深的。我指的是文化传统的根基，深入到人们的思想血脉之中，这就有一个价值观转变和制度创新的问题。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不是发发牢骚，讲讲俏皮话能解决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不是把市场经济提到法治化角度来讲了吗?那就是建立一整套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纳入法制保障下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运作机制。也就是你所说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老荣轻轻拍拍郑东的肩膀，像大哥哥关心小dd那样谆谆教导：“那是急不得的，也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文化变迁、法律变迁、政治经济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好了，我们不谈这些，到马克思的家乡，我们还是谈马克思。那是个真心为了人类利益牺牲自我的历史伟人，虽然有人咒骂他，故意冷落他，然而一个能够自动放弃优越的社会地位，不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为本阶级的利益辩护的人，一个自觉献身于人类的利益，以苦行僧似的方式去实践自己的为人类利益服务理想的人，在人格上是伟大的。不是那些市侩式的小人能够贬损的，这是一个充满着无私献身精神的伟人。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一样，应当受到世人的尊敬。”

老荣满含严肃的目光又以“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的口吻谈起了马克思。

那天我去了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图书馆的大厅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图书馆之一。那拱圆形的圆顶很大，面积仅次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圆顶的拱形梁柱间密集地排着一扇扇半圆型的门窗，使大厅内光线充足，厅内呈太阳放射状排列着458个座位。马克思自1850年秋天起，几乎每天都到这里，在那高高的半球形状房顶下，从早到晚地埋头看书。这是第一个闯进资产阶级神圣殿堂的无产阶级学者。在这里他利用人类知识宝库所提的书籍发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揭穿了资本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写下了不朽的名著《资本论》，从而带动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

对于这场运动将来如何评价，历史还会有反复，只是马克思的历史功勋将是彪炳史册的。就是大英博物馆的管理人在谈到马克思这位红色士当年曾在这里学习、写作时也是充满自豪的。20世纪末，当人们不再提起马克思的时候，或看有意无意地底毁马克思的时候，或者仅仅把马克思当成个人晋升牟利的敲门砖的时候，不是别人却是德意志的一名资产阶级学者、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伯尔，写了一篇《卡尔‘马克思》，极其公正地评价马克思及马克思学说。是我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在a省外文出版社的《文摘精华》上你可以看到。

看着老荣神态肃穆的面容，听完老荣这一通近乎演讲的谈吐，使郑东感到老荣这人实在不可小视，不像自己整天牛皮哄哄地自以为是，他是肚中有货的大智若愚之辈，而自己只是一时图口头痛快，实则是大愚若智之辈。这次出国能够和老荣朝夕相处，深入地探讨人生、社会，实在是一大幸事。

老荣只顾自己侃侃而谈。

出得大英博物馆，天空落着星星点点的雨丝。我冒雨去寻访了马克思的墓地。这位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为人类的解放探索了一辈子，而最终死在探索的路上的世纪伟人，以自己卓越的才华智慧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和地域的疆界，放弃了豪华和富贵，走出了安宁的书斋，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生活。他那种清教徒式的献身精神和苦行僧般的**家生涯……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他的学说也许会有时代的局限或者观察的失误，但是，作为一个自愿为人类利益献身的人，其灵魂是高尚的。我要去寻访的就是这样一个高尚的灵魂。这个灵魂肯定不会受到金钱和权力的****，放弃自己的崇高理想而去追逐政客或者市侩的那一点点可怜而自私的欢乐。

老荣抑扬顿挫的话语像是在布道，又像是在朗诵一首秋天的诗。

我孤身一人来到了海格特山坡上的马克思墓地，这里可以俯看整个伦敦。秋雨迷茫，这座城市的建筑物密密麻麻，碧绿的泰晤士河水自西向东浩浩荡荡地穿越市区，将伦敦整齐地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河上有27座建筑风格不同的桥，将两岸的城区连成一片。桥上行人熙熙攘攘，车辆川流不息，桥下船只穿梭往来。河两岸花草树木相辉映，古老的议会大厦、白汉金宫、伦敦塔以及那座著名的威斯敏士特大教堂等建筑掩映在橡树丛中，显示了大英帝国辉煌和兴衰的历史。

疏疏落落的秋雨敲打着我的心扉，使我突然生出许多无名的愁绪，我感受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忧郁。我当时想，长眠在这儿的马克思一定也会有这种感觉。虽然，他在少年时期就已经立志把自己的一切都献身于最能为人类服务的事业，他感受到的“将不是可怜而自私的欢乐”，他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但是，孤独感是任何一个历史伟人都可能产生的一种通感。那是某种特立独行，洞悉古今，独自跋涉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着某种前无古人的艰难探索，而被世人误会、不为人理解的天涯孤旅般的感觉。天空在这多少有点凄凉的墓地洒下淅淅沥沥的雨丝，创造了某种哀悼的气氛。远处的景色迷迷蒙蒙，近处的景色却因雨水的洗涤，而显得空灵清秀。

凄风苦雨中的白桦树、梧桐树、菩提树飘摇着发黄的秋叶，与远处郁郁葱葱、浓荫蔽天、顶天立地的松林形成色彩鲜明的反差。

带着秋色的寂瘳，天空的阴沉，我向伟大的马克思默哀，献上一束素洁的白菊花。

马克思那花岗石砌成的墓碑呈方柱型，碑的顶端安放着10英尺高的马克思铜像。墓碑的正面刻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下方镌刻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观点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秋风斜雨中的碑座底端，一束束金黄、洁白的矢叶菊在秋风中摇曳。

雨还在下着，我一个人站立在风雨中望着马克思的铜像出神。墓地的背后青山环绕，茂密的松柏、水杉高大、猷劲、挺拔，在风雨中昂然组成一道深沉黛绿色的帷幕，回护着墓地的宁静。我收起了雨伞，任凭风雨的吹打，我的耳畔但闻萧萧的风雨，我的身体沐浴着大自然降下的雨露，让脑海自由地翻滚，纵横驰骋，感受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凉古意，那种俯仰天地、目极八荒式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油然而生，腾起一种穿越国界和历史时空的孤独之感。天、地、人仿佛在一瞬间浑然一体，使我想起了那“自古圣贤皆寂寞”的著名诗句。

远处威斯敏士特大教堂传来沉闷的钟声，显示着时间仍在运动着，历史在前进。已经是格林威治时间17时正了。在那座宏伟的皇家教堂里，埋葬着许多名人显贵。而马克思一家，包括他的爱妻燕妮，忠诚的女管家琳蘅，他的外孙哈利.龙格都静静地躺在普通公民归宿的墓园。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和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的。而他的两个因贫困而夭折的孩子则在伦敦的其他公墓中。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海格特山坡的马克思墓地，默然地在风雨中回顾着马克思的一生。从德国边陲的小城特利尔到英国的伦敦的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度过了62个春秋。然而在40多个寒暑中，他在贫寒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就是**者的一生，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一个属于全世界劳苦大众的伟人的一生。

尽管他完全“能够成为一位求教盈门的年轻教授，一位年轻进步的部长”，然而他选择的是“几乎长达40年的流亡生活，40年的拼命工作，40年的贫困和牺牲；他成了一个求乞者，他接受朋友的馈赠。思想战胜了他的智慧，征服了他的信念，理智与思想锻造他的良心；这是一串链条，他无法挣脱它；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只有屈服于它，然后才能战而胜之。24岁的马克思所写的，用于40、50岁的马克思身上，听起来，有点像神秘的预言，预言已经应验；在接连不断的惊怖中，这预言发挥着旧约的作用。在西方的思想史上，

为追求纯粹，不仅他自身也使全家像受到诅咒一般蒙受匮乏和困苦。”“在伦敦的公墓里，躺着两个宝贵的、纯洁的见证人——古多.弗兰西斯卡和埃得加尔‘马克思。只要卡尔.马克思对现实作出小小的让步，他们就能得到拯救。可马克思相信的是一个与时代流行的现实格格不入的现实，而且不知道什么叫妥协。”1

老荣背诵着伯尔的文章，在开往特利尔的旅游车上，心情沉重地回忆着往事。老皮皱皱的脸上浮现出忧郁的神情。

车内回荡起轻盈的悦耳的口哨声，那是一首德国民歌《莱茵河畔》：

河流细说千百样旧情河流细说声声叮咛凝视你忧郁的眼睛你的心可曾平静河流像替我轻奏曼陀玲悠悠地细诉心中恋情摇着那小小花伞看山色青青菜茵河畔像图画那样美莱茵河畔清新的意境……

郑东正和着自己口哨的录音带，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坐椅的扶手，用他那低沉、浑厚的男中音轻轻地哼着，双目注视着前方碧波荡漾的摩泽尔河。不知不觉特利尔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