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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中午只啃了一块干面包。

所以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已经坐在贝尔福德街一家法国餐厅里了。安得蒙点餐很优雅，而且恰巧符合我的胃口。

他甚至帮我点了我最喜欢的苹果酒。

“所以你叫艾伦.卡斯特？”他问我。

“不喜欢这个名字？”

“不，”安得蒙食指摩擦着高脚杯，意味深长：“我喜欢这个名字。喜欢得要命。”

我问他：“你为什么请我吃饭？”

“我在追你，艾伦。”

我正在吃提拉米苏，满嘴奶油，惊恐的抬头：“这是个约会？”

“你说过会爱上我，不是吗？”

我吃完最后一口甜点，站起来准备离开：“哦，亲爱的，你听错了。”

他伸出手拉住我胳膊。

“可是我是认真的，艾伦.卡斯特。”

第二天早上，我穿着睡衣出门取报纸，犹豫今天是闲逛还是找工作，推开门就看见了昨天给安得蒙开车的司机。我记得这个司机，他叫彼得，穿着挺直的军装，蓝眼睛看人总是冷冰冰的。

他用挑剔的眼光扫视了我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公寓和弹簧坏掉了的沙发，不予置评，然后面无表情的把一大簇深红色玫瑰花递给我，转身就走。

花束下面系着一张卡片，漂亮流畅的花体字：

我爱你，艾伦。——From安得蒙.加西亚

我叫住他：“告诉你老板，同性恋是犯法的！”

蓝眼睛的司机僵直的转过身，盯着我：“他知道。”

第二天我收到了同样的玫瑰花，卡片上的话变成了：

亲爱的，你的眼睛很美。——From安得蒙.加西亚

我问彼得：“安得蒙追人只会这一种方式吗？”

第三天没有玫瑰了，彼得站在门口，生硬的说：“加西亚先生问你——‘宝贝，你喜欢我用什么方式追你’？”

有一天早上门铃响了，我照例叼着早餐面包，左手端着咖啡杯去开门。我把头伸出门外：“告诉你的变态老板，我不是同性恋！真见鬼！”

安得蒙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显得英俊迷人。他很绅士的纠正我：“不，你是。”

“我不是，见鬼！”

“你是。”他固执的重复：“我爱你，亲爱的。”

“艾伦，你可以试着和我谈一段时间恋爱。如果你厌倦了，随时可以离开。”

我问过安得蒙很多次，他为什么会喜欢我。安得蒙总是很认真的思想一会儿，回答说：“亲爱的，这是一见钟情。”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可是他的话特别真诚，而且说话时总是看着对方的眼睛。我拒绝过他，但是他强行抱着我，手臂勒得我肩膀很痛。他一遍又一遍的说，艾伦，我爱你。

“你确定你精神正常？”我问他。

他吻我的头发，声音柔和好听：“不确定。”

我只知道安得蒙.加西亚在政府机构工作，和军队有点关系。他帮我在数学研究所找了一个研究员的职位，我们住在他在伦敦一所小别墅里。已经两年了，一切美好得仿佛不现实。我没有关于过去的记忆，而他从来不问我这些问题。

他只是在我拼命回忆过去时抱住我，说：“艾伦，想不起的东西不要想。”

我不再吸烟了。安得蒙把我所有的香烟都扔进垃圾桶里。他从不指责什么，但是会在我偷偷摸出打火机点烟时突然出现，温柔的脱掉我的衣服，把我丢上床，掰开腿折腾得死去活来。

安得蒙会弹钢琴，我喜欢看他坐在二楼三角钢琴前专注的样子。贝多芬的旋律在房间里舒展开来，美妙极了。

有时候他会告诉我工作时听到的故事。我最喜欢的那个是一群密码专家破译一个叫“迷”的德国密码。他们中间有一位剑桥毕业的天才数学家，以群论为基础，找到了这个战争中最大谜题的答案。他们甚至制造出了一批解密机。这个东西太过先进，以至于战争结束之后来丘吉尔首相亲自下令把它们粉碎成不超过拳头大小的碎片。

当时我正在做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很不满意：“我也是剑桥毕业的，他有我天才吗？”

安得蒙衡坐在壁炉边看资料，认真思考了片刻：“有。”

我磨牙：“有我风流帅气英俊迷人吗？”

他仔细端详了我很久，弯起眼睛笑：“有。”

我愤怒了：“让他见鬼去。”

“不，亲爱的。”安得蒙放下手里的资料过来吻我：“他和爱他的人一起。永远在一起。”

有一次我在家里的橱柜里发现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穿长裤和衬衫的漂亮女人。蓬松的卷发披在肩上，笑容像娇艳的花朵。

“前女朋友？”我问。

“这是安妮，我的助理。”他叹了一口气：“战争时期她独自一个人进入德国占领区，从集中营里救出了三个很有价值的女同事。非常了不起。”

“噢，太了不起了！”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些怀念：“有机会能见到她吗？”

“不行。”安得蒙深碧色的眼睛有些暗淡：“她死了。但是她的同事活了下来。”

“我觉得在哪里见过她。”

“那是错觉。”他拿走照片，放进西服口袋里：“你记错了。”

我总是记错东西。

我曾经顺路去一家电缆厂见一位熟人，正好看见工人抄录电表。一个有着及肩黑色卷发和鹰钩鼻的犹太人，穿着满是油污的蓝色工服，爬到管道高处读表。一瞬间觉得非常眼熟。

我不知为什么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他穿着呢绒大衣，随随便便坐在办公室窗台上喝咖啡的样子。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朋友。

“拉斐尔.修兹，”朋友无所谓的说：“这个人战争中没有上前线参军，是个懦夫。”

“那战争期间他在哪里？”

“天知道，从来不说。”朋友耸耸肩。

我想起自己也没有上过战场，有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可是我不认得拉斐尔.修兹这个人，于是默默的看了他一眼，离开了。

朋友和我讨论着伦敦空袭时的壮烈，还有他再也没有回家的亲人或者朋友。他神情哀伤，但是眼睛里却充满希望：“战争胜利了，真不敢相信！”

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每当我试图回忆它们，只觉得心底空空荡荡的，像头顶不列颠高远湛蓝的天空。

和安得蒙在一起的第二年，我遇见一位失忆前的老朋友。他找到我，说我做过他表弟的家庭教师，要还给我一样东西。

正好是冬天的早晨，街道上漂浮着阴冷的雾气。我开门取牛奶，听见身后有人喊：“艾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