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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不去看医生，等到有一天突然昏倒了被送去医院，才发现癌肿已经全身转移，再也无力回天了。我去看她时，她正躺在病床上，带着面罩，见到我进来，就挣着要起来，被二弟按在床上。她说：“我真是傻，真的。”我无言以对，只好怆然地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我想问她为什么没有早些去就医，可内心早已猜到了七八分。她只是怕，怕得要死，所以宁可在劳碌中逃避现实。过了一会，护士给她换了吊瓶，又过了一会，她侧身拉下了面罩。我以为她哪里不舒服要说话，正凑过去，她便哇一下吐得一塌糊涂，身上沾着乳白色的粘稠呕吐物，倒像是吊瓶里的化疗药剂。

那天晚上，父亲和我们在家里吃饭。他硬要自己下厨，做出了焦褐色的糊状物。我们都不想动筷子，只好在餐桌上相对无言。过了一会，父亲叹了口气说：“她平时又不注意身体，搞出来这趟子事。”于是渐渐又提到在医院的治疗每天都要花去数千元，又不能用医保报销，几十万元投出去，恐怕再无力支撑一类。我想父亲终究没变，还是把精力用在漂亮地推卸责任上。可是转念想想，似乎自己的津贴也不足以支撑起更加不露骨的言论来。二弟和三弟无言地默认了现状，四妹坐在沙发上玩手机。我问父亲：“实在不行……把房子卖掉？”父亲没有回答，只长叹了一口气。我想他大概不愿意把房子卖掉的。母亲二十岁的时候嫁入了这个没落的超能力家系，把这里当做自己的战场，维护着家系最后的遮羞布，直到最为一名女性被榨干了全部的价值。如今要把榨出来的价值投入毫无希望的治疗中，我想这个家系的所有成员，都是断不会同意的吧。

我和二弟那天晚上又去了医院。母亲躺在床上很安稳地睡着。二弟问我：“哥，我们真要把房子卖掉？”“谁知道呢。没准医生技术好，把肿瘤切得精确；又或者激发了身体的免疫反应，肿瘤就这么好了也说不定。”二弟不依不饶地问：“房子要卖了，我们该住哪？”“我毕业了要是运气好，进超能力安全协会做个文职，组织上给分房的，你们可以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只是三弟和四妹大概要转学。”“分的房子大概有多大？”“谁知道。挤一挤呗。”他不说话了，只是低着头玩手机。我们待了一会，把买来的水果放在病床旁边的矮桌上，就回家了。

第二天清早的时候，医院那里突然打来了电话，要我们赶紧过去一趟。我走到医院门口时就发觉有些不对，门前的街道上有一片巨大的血迹，而且很蜿蜒地拉出了十几米。一个老头子与几名医生就坐在门诊部的大厅里，一进门他们就站了起来，把我围的严严实实。

前一天晚上，我和二弟走后没多久，母亲打开了病房窗户，跳了下去。这样的高度或许还未死，然而掉到街道上，又恰好被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碾压拖行，被发现时已经面目全非了。我走进病房，昨晚拿去的水果袋子打开着，里面取出了两个梨子，削好了皮，却一口也没动。矮桌上另有一张信笺，上面很平稳地写着一些遗产事宜，末了又叮嘱我说好好使用外祖父的驱动器云云。我打电话叫醒了父亲，让他来医院处理后事，这边一个人慢慢地走到楼下街边的长椅上。脚下有个肉色的小东西，捡起来正是母亲的一根手指，大概是在剧烈的碰撞中飞出去了。我仔细端详着这根手指，眼泪不住地流了下来。我并不后悔用坏了祖父的驱动器，我只是悲伤于母亲直到死前还沉溺于中产阶级的幻梦之中。

听说医院叫父亲签了许多协议，总而言之就是脱了母亲自杀的干系，医院出了二十万元作为丧葬费用。家中多多少少又宽裕了些。又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一个学法律的亲戚，说是从法律的角度那司机也跑不了要赔偿一笔，这样又可以拿个三十万左右。父亲以为这样甚好，饭桌上提起，说如果能拿到五十万，家里又能基本回到进医院前的境况。我想，母亲通过这样惨烈的方式，又能让这样的假象存续下去，真可谓是殚精竭虑，想来九泉之下也能够瞑目了。只是我着实无法在这样的家中停留，甚至母亲的葬礼没有举行，我就已经定下回程的车票。父亲知道了也并没有留我，我便提前回了校。

冯老虎和某张听闻了这事，都显得很难过。然而廉价的难过实在是最易得的东西，只叫人感到尴尬。我便不再提起母亲的死，只说是要专心准备勇气杯的决赛。有时候冯老虎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然而我一看过去，他的目光就避开了。中间李助教也来看过几次我们的训练。大多数时候他就只站在训练场旁边看，我们看到他了，喊“李助教”，他就笑着招招手。只有一回，他看着看着，走过来对我说：“你这个站位有问题，他在前面近战的时候，你要在他身位后面的大盲角和小盲角之间的位置，短距传送不能停。”我想套他的话，就问道：“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很显然，你在大盲角之外，另一个人一个传送就可以过来切你的后排；你在小盲角这样一个小区域内，或者站着不动，一个小魔法的盲炸就可以把你解决掉。现在参赛的人都不去抠这样的细节，过去全国比武的时候，我们……”他的话突然戛然而止，露出很为难的神色，转身走了。另外两人看着他的背影一脸迷茫。“哎哎，他怎么走了？”某张问。“大概想起什么事情了吧。”我回答。我越是相信那天晚上听到的说法，就越是没勇气告诉他们。

于是日子很快地过去，期中考试一过，便是勇气杯决赛了。这回赛场移到了庐州，我们前一天坐了火车去。邻座的老大爷非常健谈，问我们说：“你们去庐州旅游？”“去参加勇气杯决赛。”“扯淡吧，家系的少爷还坐火车？”我们哑口无言，只好把邀请信拿来给他看，又取出驱动器放在桌子上。他狐疑地点了点头，但我想，大概直到下车时，他依然怀疑我们是装作高贵的超能力者在招摇撞骗。决赛的赛场比起复赛还要拥挤百倍：周围的街道上全是闪着灯的警车和不知在晃荡些什么的围观者，我们三个人手拉着手免得走丢；黑压压的人头上方，只看得到体育馆顶上用气球挂着的巨大条幅，以及在气球上打着圈儿飞行的直升机。我们在人海中挣扎了许久，终于搁浅在正门边上，保安拦住我们说：“正门是进不得的，人家要拍照。”正说着，一辆看起来很豪华的汽车沿着红地毯开了过来，后面下来一名穿着军装、面色颇是严肃的人，后面跟着一个少年。冯老虎倒吸口气说：“这人是中部卫戍区的长官——参赛的想必是他的公子了，没想到这么年轻。”那少年目不斜视，随着他的父亲进了正门。周围□□短炮闪个不停，一名脖子上挂着工作证的年轻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