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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公面前有朱熹，都是一道目前来看还难以越过的坎儿。

虽说朝廷大肆封禁，然各种集会也不是说禁就能禁绝，这不，四处讲学的大先生，就来在了我们的面前。

一碗清水奉上，三尺讲台铺开，上坐先生，下坐书生，开坛讲学，学子们听的用心，徐秀讲的用心。

一个时辰，两个时辰。

所谓无君，非是反君。

徐秀不厌其烦的强调这个概念，由于当时力量用的过猛，造成了很多有反心之人拿着他的学说当成纲领，这可不是他的本意，故而就要强调清楚，也到了阐释他的无君学说之后，该如何建设问题的时候。

学问，分为了义与不了义，所谓不了义，就是提出各种问题，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在跟你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这一种学问或者书，看多了容易悲观，只因为没有告诉你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怎么去解决。

了义就高了，问题给你提出来，也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更告诉你之后该怎么办。

徐秀很明确的一再强调，君上的职责，臣工的职责，是一种形式的转变，而非家国天下，改朝换代的转变。

“我大明立于寰宇，当世无双，改朝换代造成生灵涂炭，届时，亦不过换了一家天下，又是罪在一人，对我等普罗大众，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君主养望，国之精神，政工全在群僚。”

徐秀没有说明的一点，就是更多的政改方向在于税收与体制的转变，大明朝的税收如果从账面上来看，每年三千万两都不是什么问题，听及此处，或许有人疑惑，怎得每年三千多万两税收都不够花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出在，这不是中央统收统支，类似于后世九十年代中央税收改革前，中央没钱，地方却很富裕的差别，大明也是这个问题，账面上可以有几千万，然而最终落到朝廷手上，就只有几百万两了。

各种用兵，救灾，或是建设，都是中央在花钱，这钱也就不可能够用，像之后的嘉靖年间，一度税收往后多收了几十年。

老百姓还怎么能活呢，只能是苦了百姓，也不外乎海青天会说：嘉靖嘉靖家家皆尽！

只要能够理清税收，在徐秀看来，大明朝的财政危机就足以改变，但又何其困难。

官僚集团，地方士绅，商人阶级，就是三座大山，他们都是依附于这个体制，并成为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要想搬走这三座大山，只能依靠至高无上的皇权，思及此处，徐秀微微摇了摇头暗道：大肆传播所谓反学，最终却要依靠皇帝来完成最终的体制转变。这种事儿也只能是在正德皇帝身上，才有那么一些可能发生。

……

正德八年春，皇帝下中旨，命全国搜捕徐秀等一干反学分子，自上而下清查。

兵部、吏部、礼部等多个中央部门被查出有徐秀一党，暗自集会。

天子之怒，血染江海。

人头滚滚之下，民间舆论更是风声鹤唳。

东南地更是不堪，民间文社被禁止，书院被查封，大儒斯文扫地，书生投入监狱。

更遑论各式署名书籍，焚烧起来浓烟滚滚，大有遮天蔽日之感。

有思想激进之人怒道：“焚恒秀先生之学，大明再无朗朗乾坤，这浓烟就是最好的明证。”

自刎以阻，然而并无他用。

更有改名为共和新闻的江宁杂文也被搜集销毁，谁人胆敢收藏，以反贼论。

街旁，道旁，人一集聚，便有巡游差役上前驱散。

所谓反党，反贼，大明在正德八年，设下无边大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