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道：“诗赋正是衡量一个人才华的重要尺度之一。它有声病对偶等严格限制，要在这样的格律束缚下作出一篇辞义优美又有深度的诗赋不是件易事，一般庸才是作不好的。简而言之，能作好诗赋的定是有才之士，而绝少有不会诗赋的人还可称为人才。若除去诗赋，考试便容易许多，真正的人才也可能会无法凸显了。”
庞荻再问：“但做官治国并不需要诗赋辅助，让考生为应付科举而日夜钻研这些实际并不是必要的学问，一则浪费他们学习经义、论、策的时间，二则容易将他们引入玩物丧志的误区。大人没想到这点么？”其实她自己欣赏名士风骚，私下也觉得科举还是应该考诗赋，但不知为何，见苏轼公开反对便忍不住站到夫家这边与之辩论。
苏轼答道：“认为只考日后能用上的东西能让考生将精力多用以研究经义论策实为一大谬。即便是他们熟读经义也难免沦入学问单一、思想过于局限的困境中。真正的治国良才必然学识渊博，一个只学经义而不识诗赋之美的人与一个娴熟的治水工一样，是当不成宰相的。”
庞荻笑诘：“苏大人诗词文章天下人竞相传诵，有口皆碑。欧阳修先生已与今年八月甲申过世了，苏大人更理所当然成为新任文坛领袖，故此极力强调诗赋之重要性，倒可以理解。”
苏轼哈哈大笑，道：“夫人将我想得狭隘至此？其实夫人只要想想从欧阳修、司马光到介甫公这些本朝重臣的诗词文章就知道我的观点是否有理了。尤其是王介甫，当初他参加科举考试时就是因诗赋作得好，差点被仁宗皇帝钦点为状元，如今果然大展治国才华，功过虽要待后人评说，但无论他的变法最后成功与否，以后都会青史留名。”
雯儿听到这里眼睛一亮，问：“我……呃，王相公当初本来会是状元吗？怎么后来只得了第四名？”
这是一段王安石很少向人提及的往事。此刻苏轼听雯儿问起便告诉了她们：“那是庆历二年的事。当时王介甫从江宁前往汴梁应试。介甫诗赋一鸣惊人。本来考官们评定的前十名进士顺序是介甫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但送给仁宗皇帝御览之时，皇上对其诗赋也颇为欣赏，独不喜赋中‘孺子其朋’一语，遂将他排名与杨寘互换，令介甫与状元之誉失之交臂。”
雯儿笑道：“如此说来，苏大人也很欣赏王相公的文采喽？”
苏轼点头道：“岂止是文采。介甫为人清正廉洁，节义过人，举止洒脱，宠辱不惊，大有魏晋名士之风。对他的品格为人，我也是十分敬重的。”
这回答令雯儿比较满意：“看来苏大人与令尊大人的看法大相径庭。我还担心大人日后会惟令尊马首是瞻，写一篇《后辨奸论》呢。”
在王安石变法伊始，京中流传着一篇名为《辨奸论》的文章，传说是苏轼与苏辙已故的父亲苏洵在仁宗嘉祐三年看过王安石上的《万言书》后所作，文中句句暗指王安石，称其是奸恶小人，“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当时被富弼和司马光等反对变法的旧党官员当作一大武器呈给赵顼看，劝皇帝说德高望重的苏洵早在多年前就看透了王安石的险恶用心，知其必将祸国殃民，请皇帝接受建议停止实施新法。但赵顼思量再三，终觉这篇文章来历可疑，未必是苏洵所作，故并未答理。
赵颢闻言向雯儿解释道：“小姐误会了，《辨奸论》并非苏老先生所作，当初苏大人已跟皇上解释过。嘉祐三年王相公上《万言书》后仁宗皇帝看过只批‘存参’，便令人将之归档。那时苏老先生只是秘书省校书郎，哪有资格去看归档的资料？而且那年王相公也只是度支判官，就算苏老先生觉得他所言有可商榷之处也不会立即怒发冲冠地把他当执政之臣看待写下这篇《辨奸论》。”
苏轼听见重提此文不禁失笑，补充道：“何况文中有几句‘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从这些小事斤斤计较争辩，绝非家父之风。呵呵，‘面垢不洗，衣垢不浣’其实也是魏晋名士风度之一，嵇康还‘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性复多虱’呢，文人学士不修边幅者不少，家父不会以此来攻击介甫。此文应是别人为反对变法特意写下，假托家父名义发布的。”
听他这么说，庞荻顿时想起公公平时确实不注意这些衣食之事。据说有一天上朝时，有只虱子竟然爬至他胡须里左窜右爬，皇帝赵顼与诸大臣均已看见，赵顼甚觉碍眼，但又不好说什么。退出紫宸殿后，王安石十分迷惘地问同僚：“今天皇上怎么总盯着我看呢？”同僚才告之此情，王安石大窘之下忙捉住虱子，欲将其就地正法。不想却被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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