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第四十五章：清朝的文治武功（1 / 2）

[第4章我对历史的兴趣]

第45节第四十五章：清朝的文治武功

缅甸是中国南方的紧邻，但因万山重叠，两国的交往很晚。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缅甸国王雍籍牙在给中国皇帝的报告上说，第一世纪九十年代时，他的祖先雍田，曾被中国当时东汉政府第四任皇帝刘肇封为缅甸国王（当时称为挥国），还赐给一颗金印。不过中国史学家对此不敢肯定，因为史籍上查不出这个记载，除非真有金印作证。

缅甸跟中国发生关系，似乎开始于十三世纪，位于云南的大理帝国消灭，云南地区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而并于它子国之一的元帝国，缅甸才跟中国接壤。上世纪（十七）六十年代，缅甸把请求政治庇护的中国明政府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交给清政府。这件事情发生后，中、缅两国的邦交，并没有加强，甚至并没有继续。因为缅甸不断的内乱，中国也正全力在北方开疆拓土。

经过九十年的疏远，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缅甸名王雍籍牙在位，跟中国恢复邦交。他逝世后，儿子孟驳继位，进攻东邻的暹罗王国（泰国），把暹罗并入版图。

缅甸势力膨胀，使它不断干涉中、缅两国之间属于中国的一些部落，这些部落向中国清政府乞援，清政府已十分不高兴。但按下战争电钮的人物，却是清政府的一位赃官云南总督吴达善，他向请求归附的桂家部落（据说他们是跟随朱由榔流亡到缅甸的群臣们的后裔）酋长宫里雁，索取重贿，其中一件是珍珠马鞍，宫里雁无力奉献，吴达善就把他逮捕入狱害死。宫里雁的缅甸籍妻子囊古为丈夫报仇，向缅甸国王孟驳游说，缅甸遂在这位奇女子引导下，向中国沿边发动不断的攻击劫掠。

中国政府改派明瑞出任云南总督，于一七六七年，率军攻入缅甸，企图夺取它的首都瓦城（曼德勒）。可是进入缅甸境后，在一个名叫象孔的地方，陷入缅军的埋伏，全军覆没。中国政府再派第二次远征军，由傅恒当总司令（经略），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一七六九），再度深入。可是热带森林地区所特有的瘴气——空气污染和虐疾，无法克服，将领和战士们相继染病死亡，军心恐惧，在中途停顿，不敢前进。恰恰这时候，缅甸政府得到消息说，暹罗王国故土上的中国侨民郑昭，集结了武装部队，正攻击缅甸的占领军。缅甸不愿两面作战，就向中国请求和解，承认作中国的藩属。远在北京的弘历皇帝，正在进退维谷，也乐得就此结束。但缅甸的态度十分强硬，当中国远征军代表跟缅甸军司令眇旺模谈判，中国要求缅甸归还所侵占的木邦（缅甸腊戍以北一带）等三个部落的土地时渺旺模左顾右盼，没有听完就掉头而去，远征军代表只好瞪着眼睛回来。

缅甸当时的目的只求停战，并不是真心的低头，所以当中国退军之后，两国敌对如故。一直到了十八年后，一个曾经当过和尚，跟前任王室没有关系的国王孟云即位，他为了取得大国的支持，于一七八八年主动向中国进贡。中国政府于一七九○年，加封盖云为缅甸国王，才正式确定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跟缅甸同样情形的，还有尼泊尔王国。

缅甸开始向中国进贡的那一年，也正是中国护送大越皇帝黎维祁返回东京（河内）复位的那一年——一一七八八。就在这一年，遥远的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突然向比它大一百倍的庞大的中国进攻。尼泊尔王国为什么如此，传说不一，可信的一个传说是，后藏喇嘛教领袖班禅的一个部属丹津班珠丹，因为受到不公平的酷刑（脸上被刺字），逃到尼泊尔。这时正当班禅积欠尼泊尔太多的贸易借款，一直不肯偿还。尼泊尔早已愤怒，得到丹津班珠丹作向导，遂采取强硬手段。清政府一面派四川兵团入藏应战，一面派藩属事务部副部长（理藩院侍郎）巴忠，代表皇帝，担任监军。不知道什么原因，巴忠竟做出一件使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荒唐怪事，他是由青海那条大道直接到拉萨的，不等四川兵团抵达，就先行跟尼泊尔代表谈判，承诺每年付给尼泊尔一万五千两赠款，换得尼泊尔撤军。但巴忠却向皇帝弘历报告说，尼泊尔已被他巧妙的辩才和义正词严的立场所折服，自动退出中国国境。对于每年一万五千两的赠款，只字不提，而只秘密通知达赖，请达赖按时送去。谁知道达赖一口拒绝，尼泊尔当然不肯甘心。一七九一年，再度进攻，攻陷日喀则，班禅逃到拉萨。尼泊尔军队把班禅宫中所有的珍宝和日喀则民间的财物，抢劫一空。

巴忠听见尼泊尔索取赠款的消息，就跳井自杀。我们无法了解，天下竟有这种浑人，他怎么会想到他可以对如此重大的国际交涉，能够一手掩盖。

中国远征军于次年（一七九二）抵达西藏，尼泊尔军队败走。远征军尾追，越过喜玛拉雅山聂拉木山口，进入尼泊尔国境。尼泊尔军再败走，远征军队进攻它的首都阳布（加德满都），旦夕可下。司令官（大将军）福康安，这位被誉为皇帝弘历手下第一名将，对自己的用兵如神，大为满意，他自比为《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手拿羽毛扇（这是诸葛亮的标帜），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效法诸葛亮的四轮车），一副戏台上人物的模样，从容指挥作战。尼泊尔乘他正自命不凡，疏于戒备之际，发动猛烈反攻，远征军大败，死伤惨重，福康安狼狈逃命，几乎成了第二个带汁诸葛亮。

然而，当福康安好容易脱离追兵，稳定局势，恐惧尼泊尔下一个攻势时，尼泊尔却派遣使节到军前请求和解，愿作中国的藩属，定期进贡。福康安喜从天降，迫不及待的立即接受尼泊尔的请求，撤军回国。事后才知道，并不是尼泊尔突然发作了神经病，而是另有原因，它曾向邻近的驻在印度东部加尔各答的英国军队求救，英国那时还不愿跟中国结怨，以免妨碍通商，而尼泊尔政府的另一个敌人披楞部落，正在南方国境发动攻击。尼泊尔政府不愿受到前后夹击，而尤其恐惧中国的远征军会源源而来，没有个完。

——尼泊尔当了中国的保护国之后，就发现了好处，成为中国最后丧失的藩属，直到二十世纪初叶，还向中国进贡不辍。

不和中国土地相接的藩属，除了琉球王国外，还有暹罗王国。现代暹罗——二十世纪时改称泰国，它的开国国王郑昭，是中国广东省澄海县人，驱逐缅甸占领军后，他立即派遣使节到北京，请求中国加封。可是当使节还在中途时，发生政变。郑昭被他最亲信的暹罗籍的部将却克里所杀。却克里显然恐惧中国对郑昭之死发生反应，于是改名郑华，坚称是郑昭的儿子。于一七八六年，再派遣使节前往北京，陈述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中国不知道内情，当然加封他为暹罗国王。

暹罗和琉球都是没有经过不愉快的战争场面而归附的藩属，暹罗跟中国的密切关系，远超过缅甸和尼泊尔。举一个例子可作说明，当本世纪（十八）最后一年（一七九九），中国太上皇弘历逝世时，正在北京进贡朝见的两位使节，一位是朝鲜使节，另一位就是暹罗使节，他们适时的代表他们的国王，为皇帝服丧。

——却克里对中国虽坚称是郑昭的儿子，但对他的臣民因无法隐瞒真相的缘故，而自称为拉玛一世，并解释说，他并没有叛变，乃是另外一个将领叛变，由他敉平。

九藩属外的进贡国

中国跟藩属间的关系，可以分为若干等级。

最密切的一级自然是朝鲜。中国为了朝鲜的利益和维护朝鲜的独立的跟领上的完整，所付出的牺牲是可惊的。但中国对朝鲜毫无所求，战争一结束，军队即行撤退。

越南也包括在这一级之中，中国在下世纪（十九）也为援越而对法国作战。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意识形态方面，自上世纪（十七）明王朝灭亡，朝鲜和越南同时认为满族人不过夷狄之辈，中国在中国故土已经消灭，满族人所篡夺的只是中国的躯壳，只能算是假中国。中国的灵魂，即真中国，已转移到朝鲜和越南的国土——朝鲜人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越南人也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那就是说，中国已变成了夷狄，朝鲜、越南才是中国。两国对满族人的清王朝，在武力上虽然不能不低头，但从心眼里却十分地瞧它不起。这种心理持续约一百余年，直到本世纪（十八）结束时，才逐渐把清王朝跟中国合而为一。

次一级的是琉球、暹罗。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印象，认为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那么恭顺。中国皇帝怜恤它们的遥远，而喜悦它们的恭顺，所以对于两国几乎是有求必应，最得实惠

的还是他们的那些使节，赏赐他们也特别丰富，每次从中国回去，都满载而归。

第三级是缅甸、尼泊尔。这两个国家有时候跟中国靠得很近，有时候又比较疏远。中国对他们当然也不肯付出像对朝鲜、越南那样的热烈感情，只求这两个邻国不再在边界制造麻烦，就很高兴了。

除了上述的六个藩属国外，中国还拥有数不清的贸易性质的进贡国。“进贡”的意义，在藩属国来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国的一种呈献，在中国来看是一种荣誉——这跟欧洲那种勒索或剥削性的进贡，完全不同。藩属国最大的要件之一，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国进贡。但仅只进贡，并不一定是藩属，中国是当时亚洲唯一的庞然大物，矗立在万邦之中，四周相邻的一些小国家小部落，面积人口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文化物产也都显然落后，免不了对中国巴结奉承，向中国政府呈献该国的一些特产，诸如珠宝奇珍、奇异的动物植物，以及美女株儒，表示他们的崇拜和友谊，希望用以钓出更大的利益。中国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起，就习惯于这种奉承，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为了表示天朝大国的气度，对进贡国的那些使节团，一向有完善的照顾。我们回溯八世纪时，那些到了中国就不肯离开的使节，累积下来竟达四千余名之多，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就可了解他们所受的待遇优渥到什么程度。有些品格恶劣的使节，甚至还利用这种优待，进入中国国境后，就像强盗一样，沿途横暴，为非作歹。中国政府总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缺少教养，倍加原谅。所以外国进贡的使节，有时候竟成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祸害。在进贡了之后，中国政府一定用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朝鲜就不断地对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因为它促使朝鲜的纺织业破产，严重地打击他们的农村经济。除了丰富的赏赐，使节团在进贡的同时，必然顺便（事实上却是主要的）携带大批货物，乘机做一次大买卖。所以若干国家不惜采取战争的压力，以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

在这种情形下，向中国进贡的非藩属国和大小部落，多不胜数，而以第七第八第九，三个世纪为最多，当时唐政府对所有进贡的国家或部落，一律封他们的国王或可汗为某州都督。这种州，称为羁縻州，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么地方，被封为都督的那些国王可汗，对中国文字也不认识，只不过仅是中国史学家在纸上记下的一笔而已。本世纪（十八）时，这种情形依旧，如哈萨克王国、布鲁特汗国（塔吉克）、布哈尔汗国（乌孜别克布哈拉）、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阿富汗王国、不丹王国、哲盂雄王国（锡金）、巴克达山汗国（阿富汗东北部）、柬埔寨王国，都是进贡国家。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进贡的性质，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北，有一个小小的坎巨提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它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星期的伙食费用），并不送到北京（那太远了），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回报他们的是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中国进贡了。这并不是中国呆如木瓜，而是一种荣誉心和类似父母或长兄、长姊，那种天下共主责任感的综合反应，即永不愿使依靠中国的友邦失望。

——外国人不会了解这种恢宏的心胸。下世纪（十九），中国为朝鲜、为越南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割地赔偿。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而接受实质的灾难。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

十华侨

除了疆土的开拓，和藩属国进贡的增多，中国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

中国人移殖朝鲜，以及经过朝鲜进入日本，早在纪元前就开始了。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可能迟至第七世纪才开始。到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才迅速增加。然而，中国人向外发展，不但不能像欧洲人那样，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恰恰相反的，反而受到严厉的禁止。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对于为了追求财富而抛弃祖先坟墓，离开父母之国，远赴蛮夷番邦的人，十分痛恨。因而称他们是海贼奸民，用法律和监狱取缔他们，在这种情形下，华侨在海外遂成为被遗弃的可怜孤儿。可是中国沿海一带，人口稠密而土地贫瘠，东南亚却地广人稀，而且属于热带气候，谋生比较容易。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贿赂的方法，躲过官员们的干涉，大批向海外涌出，这些贫苦无依的亡命之徒，以做小生意开始，不久就在蛮荒的各地，建立家园，跟上著人民，相处得十分亲密。

十六世纪之后，欧洲人向东侵略。西班牙最先占领菲律宾（一五四二）。十七世纪时，荷兰继又占领爪哇（一六一九）。这批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对中国人采取压迫政策。华侨不能忍受时，起而反抗，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缘故——不但不作后盾，明、清王朝政府，还希望外国人早一点把中国逃到那里的海贼奸民铲除。所以华侨每一次反抗，都受到惨重地打击。像西班牙，曾在菲律宾对中国人作过三次充满了原始兽性的大屠杀，每次都使用灭绝种族的手段：

一、十七世纪一六○三年（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钧在位，正行断头政治），菲律宾华侨二万余人，被西班牙屠杀。

二、十七世纪一六三九年（清军攻明王朝，第五次入塞），菲律宾自第一次屠杀后，三十余年间，中华移民陆续增加到三万二千人。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杀，死二万余人，仅一万余人得以幸存，但被列为贱民阶级，每人要缴纳负担不起的六元的人头税，而且必须改信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信教一项难不任甲国人，甲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信什么教什么神都不在乎，这一点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

三、十七世纪一六六二年（明王朝灭亡的次年），郑成功占领台湾，驱逐荷兰人，胜利消息使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中国人大为振奋。于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杀，中国人武装自卫，至死不屈，但无法抵抗西班牙正规军的炮火攻击。结果全体中国人，包括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被西班牙人屠杀罄尽。

帝国主义者的心肠都是凶恶的，西班牙如此，荷兰也不例外。本世纪（十八）一七四○年，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雅加达）屠杀中国侨民，使河水都变成血水，史学家称为“红河惨案”。

中国人虽然受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但向东南亚（包括三次灭种大屠杀的菲律宾和红河盈血的爪哇）的移民不断，这是中国人弹性精神的发挥。到了本世纪（十八）末期，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估计有二百余万人，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独立王国，最著名的诸如：

一、广东省人罗芳伯，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端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国，自任总统（大统制），继任元首由当地的中国移民奄。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二、广东省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百余年。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三、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自任国王。

——下世纪（十九）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四、福建省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没有特定名称的王国。

——下世纪（十九）被向东扩张的英国消灭。

这只是几个英雄人物，而屹立到二十世纪今天的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郑昭，还不包括在内。

华侨的历史是一篇血泪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受到过像中国移民所受到的那种永无终止的可怕灾难。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走进蛇窟的孤儿一样，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没有人保护他们。当中国国力最强大时，如本世纪（十八）初叶，对他们不但毫无帮助，反而巴不得他们在海外死尽灭绝。到了下世纪（十九），国势衰弱，又逢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力汹涌而至，东南亚华侨的处境，就更艰难。所有中国移民的据点，都被白种人现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国人被当作猪

仔一样，被贩卖到更遥远的地球的那一边的美国去做苦工——美国铁路至少一半以上都洒着中华人的汗和泪。东南亚成为白种人的天下，贫苦的中华人常出卖自己一段时间对年或十五年）给白种人当奴隶，期满之后，再用自己卖身的代价，经营小本生意，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并不比运往美国的同胞好。一位对东南亚相当熟习的英国作家，曾感叹说：“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这句话说明华侨的悲惨遭遇，但也显示中国人倔强的一面。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而且壮大，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

十一文字狱

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

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

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列为下表，以代表冗长的叙述：

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可谓异想天开。

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处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披甲人为奴。

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内，不过一群小丑。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王锡侯案，江西省长（巡抚）海成，仅建议草去他“举人”的身份，弘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头。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藩司）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处死刑。

文字狱的奇异谋杀，产生下列几项影响：

一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于是全国士大夫——现任官、退休官，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阿谀帝王。

二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这种学术，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