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第三十九章：明王朝（1 / 2）

[第4章我对历史的兴趣]

第39节第三十九章：明王朝

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上世纪（十三）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本世纪（十四）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本世纪（十四）初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上世纪（十二）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国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本世纪（十四）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十三）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国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本世纪（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暴政，而更是来自鞑子——鞑靼。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

二汉人激烈反抗

蒙古暴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容易奴役。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上世纪（十三）八十年代，江南即爆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

本世纪（十四）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页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

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开创的。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

——关于汉人的抗暴革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阜阳）发动民众暴动时，因蒙古“甲主”监视严密，汉人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刘福通请“甲主”准许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字条：“八月十五日杀鞑子。”汉人准备妥当，当晚夜半，所有“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汉人棍棒之下。

——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崩溃时，凡在中国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几乎全部被汉人屠杀，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到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于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汉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女真和蒙古统治阶层的残忍屠杀，举世皆知，对被称为“蛮子国”的汉人，更加轻蔑。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上世纪（十三）蒙古兵团攻陷它，全城男女被屠之后，就血流有声。侵略者必须付出代价，即令本身没有付出，后裔也要付出。这种付

出使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发生联想，会禁不住悚然叹息。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是反抗蒙古统治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毫无私心地用他新兴的武装力量，打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帝国。一三五八年，他于攻陷开封（河南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率领，攻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路兵团于扫荡了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后，直指大都（北京），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脱欢帖木儿，一个标准的亡国型君主，手足失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顺利，孤军不能久留，仍退回山东。西路兵团深入关中（陕西省中部）后，战败溃散。只北路兵团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摧毁蒙古所有抵抗，攻陷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八十公里，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南下攻大都，先行把蒙古大汗擒获。北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东推进，攻陷辽阳（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朝鲜半岛），高丽向北路兵团投降。可是，这批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军纪已全部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有计划地出动大批美女，跟战士们交往缠绵，男子们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妥当后，发动反击，包括关先生在内，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万余人辗转脱险，逃回中国，又被盛怒等待他们的蒙古人，一网打尽。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消耗。但蒙古帝国的墙基，却被掘空，只需要最后轻轻一推。

三明王朝兴起

对蒙古帝国最后一推的是朱元璋和他所建立的明帝国。

朱元璋是韩宋帝国的将领之一，他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他以一个孤儿，投入他故乡钟离（壕州·安徽凤阳）皇觉寺当小和尚，供大和尚当役使。然而遍地混战又把庙院毁掉，他只好铤而走险，去当“盗匪”，投奔变民领袖郭子兴。郭子兴欣赏他的才干，把好友的女儿马氏嫁给他，用他作自己的卫士，以后又任命他当军官，逐渐擢升到重要地位。韩宋帝国建立后，郭子兴这支武装力量即行归附。郭子兴不久逝世，韩宋政府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当司令官（都元帅），朱元璋当副司令官（副都元帅），渡长江南征。朱元璋这时野心勃勃，决定排除他的思主之子。在进攻集庆（江苏南京）时，朱元璋的好友陈野先叛变，把郭天叙杀掉。然后朱元璋再把陈野先杀掉。韩宋政府无法作深入地追究，只好任命朱元璋接任司令官兼江南省省长（江南行省平章事）。朱元璋攻陷集庆（江苏南京）后，改名应天，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当时全国都在对蒙古人苦斗，只朱元璋不然，他的作战目标不是蒙古，而是中国人的其他抗暴力量。当韩宋帝国三路出兵向蒙古总攻的时候，朱元璋却在南方扩张——表面上看起来是韩宋帝国扩张。

就在同时，立国十年的变民政权天完帝国内乱。一三六○年，宰相陈友谅政变，把皇帝徐寿辉杀掉。陈友谅上台，改称陈汉帝国，建都武昌（湖北武汉）。驻扎在成都（四川成都）的天完大将明玉珍得到消息，宣布独立，于一三六二年，迁驻重庆（四川重庆），建立明夏帝国。至于早期起兵的李二，早已战死。而张士诚和方国珍，在接受蒙古元政府的官爵后，表面上臣服蒙古，实际上仍保持自己独立王国的割据局面。

经过三十一年的改朝换代混战，胜利最后属于朱元璋。

一三六三年，朱元璋跟陈友谅在波阳湖决战，陈友谅的运气太坏，当战斗正酣时，他从船舱中偶尔探头出来，竟被流箭射死。儿子陈理年幼，不能统率他的部队，明年（一三六四），投降朱元璋。陈汉帝国立国五年而亡。

一三六六年，韩宋帝国受到张士诚的攻击，宰相刘福通战死，皇帝韩林儿出奔滁州（安徽滁州）。朱元璋请求迁都到他所控制下的应天（江苏南京），并派军队前往奉迎。一切仪式都十分隆重，充分显示一个将领对皇家的忠贞。然而，到了瓜步镇（江苏六合），登上长江的龙舟之后，奉迎的军队却把韩林儿推入长江溺死。韩宋帝国立国十二年而亡，它像蜡烛一样，毁灭了自己而照亮别人。朱元璋夺取了宝座后，于一三六八年即位，建立明王朝。——这是一个长命政权，长达二百九十四年。

一三六七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平江（江苏苏州），张士诚被擒，送往应天，自缢而死。朱元璋另一兵团攻入浙江，方国珍投降。

一三六八年，距刘福通集结黄河劳工，反抗蒙古暴政已十七年，朱元璋才正式面对蒙古帝国。不过这时的蒙古，已不是十七年前的蒙古了，墙基已空。朱元璋兵团在大将徐达率领下北伐，进抵通州（北京通县），距大都（北京）二十公里。蒙古大汗脱欢帖木儿再度手足失措，拒绝任何固守决战的建议，带着妻子儿女和亲信大臣，向他祖先铁木真、忽必烈所来自的北方沙漠逃走。徐达比毛贵幸运，他轻而易举地克复大都（北京）。

一三七一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四川，明夏帝国立国十年而亡。

一三八一年，蒙古在中国版图上最后一块领土云南，被朱元璋兵团夺取，镇守云南的亲王把匝刺瓦尔密，在逃亡途中自杀。蒙古人至此全部被逐出中国，蒙古帝国自上世纪（十三）一二六四年，迁都大都（北京），到一三八一年云南陷落，统治中国共一百一十八年，作了一百一十八年汉人的奴隶总管。

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接替元帝国的疆域，只漠北地区不包括在内，那里是蒙古帝国本土。明政府把全国划为下列的十五个行政区域：

本世纪（十四）内，明王朝首都设在应天（江苏南京）。下世纪（十五）一四二一年，迁都蒙古帝国故都大都改名的北平。即将应天改作南京，而将北平改名顺天，作为北京。从本世纪（十四）开始，中国地名变化较少，大多数保留到二十世纪。所以我们的夹注工作，也可大为减少。古地名是研究历史最大的烦恼之一，使人有一种悬空行走，无法足踏实地的感觉。本世纪（十四）之后，历史舞台因地名熟习的缘故，似距离我们更近。

四朱元璋的大屠杀

明政府统一中国，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中国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地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一三八○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他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一三九○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七十七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三年后，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二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氛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无到朱元璋的毒手。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

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窜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广洋贬窜，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教武士摔死阶下。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的就病死。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

本世纪（十四）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录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全部破产。

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干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五人权的蹂躏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反应。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南周王朝开国皇帝武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