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第二十九章：南北朝和门第世家（2 / 2）

四、从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的人，就成为洛阳人，死亡之后，就葬在洛阳，不准归葬平城。对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祖先坟墓是重要的向心力。

五、鼓励鲜卑人跟汉人通婚。

这五项措施，证明鲜卑民族仍有蓬勃的生命潜力来吸收高级文化，只有僵硬待毙的民族，才用种种借口，拒抗改变。但是下面的两项措施，元宏却作了错误的选择：

第一元宏把王胡十九国时代中受到彻底破坏的士大夫门第制度，用政治力量恢复，并使它跟政治制度结合。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人的社会结构中，生硬的制造出新的门第。鲜卑贵族姓氏，称为“国姓”，最尊贵的有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共称“八姓”。汉民族则以郡为单位，每郡选定作官人数最多而官位又最高的姓氏，称为“郡姓”，最尊贵的有范阳（河北涿州）卢姓、清河（河北清河）崔姓、荥阳（河南荥阳）郑姓、太原（山西太原）王姓，陇西（甘肃陇西）李姓，共称“五姓”。广大的被统治的平民，则属于“庶姓”。国姓郡姓有国姓郡姓的门第，这门第代代相传，成为世家。世家子弟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政府官职，永远被他们掌握。庶姓既没有门第，更建立不起来世家，天生的是被统治阶级，纵有极大的学识和才能，也只能当低级职员，不能升迁。有头脑的一些大臣曾为此跟元宏争论，但元宏坚持原则；政府用人，只问门第，不问才能。而门第世家，又分为六等：

第一等：膏粱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宰相（三公）。

第二等，华腴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院级首长（尚书令、中书令、尚书仆射）。

第三等，甲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重要部部长（尚书）。

第四等，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次要部部长（九卿）和州长（刺史）。

第五等，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顾问官或国务官员（散骑常侍、太中大夫）。

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有过副部长级官员（吏部员外郎）。

每一等级的子弟，都有它的做官标准和保障。像副部长级位置，必须由第一等膏梁子弟或第二等华腴子弟担任。州政府秘书长（长史）和郡政府秘书官（主簿），必须由四姓（甲乙丙丁）子弟担任，身为平民的庶姓人士，绝对无份。

第二元宏把汉民族儒家学派的主要精髓——礼教，全部接受。鲜卑来自荒漠，有游牧民族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比较简单，但是直率亲切，朴实可爱。元宏以从农业社会贵族阶层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的礼教眼光观察，自然认为简单就是落后，直率就是粗野，亲切就是失礼。元宏非常欣赏儒家学派的繁文褥节，所以首先改变他的宫廷和政府的组织结构，皇帝和官员们的威严与日俱增，皇帝与亲王大臣的关系，随着宫廷制度的建立，而越来越疏远。亲王大臣跟部属，下级官员跟人民，也日渐隔绝。于是统治阶层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日趋糜烂。其次是婚丧仪式，也跟着复杂不堪，鲜卑人从前死了父母，他可照常供职。汉化之后，他就必须辞职，回家守丧三年。除非他是一个大地主，否则就会立刻陷于饥饿。所以大部分官员必须疯狂贪污，积蓄足够的财富，以备父母死亡后度六年的失业日子。

这两项是中国文化最糟的部分，元宏却当成宝贝。在本世纪（五）还看不出，到了下世纪（六），他的帝国就要付出代价。

八奇异的寄生集团

当北朝士大夫的门第世家制度，获得重建时，南朝这个根本就没有受过打击的制度，正在蒸蒸日上。

南朝诸国继承了晋帝国政权，同时也继承了晋帝国的社会结构。由九品中正而日盛的门第世家，随着大批流亡客，于上世纪（四）移殖到江南。但并不是所有的门第世家都能保持原状，像何、杜诸姓，晋政府南迁后就默默无闻，因为门第世家建筑在官位上和土地上，是“官”和“地”的结合产品，一旦无官无地，门第世家也就消灭。流亡客中的豪族，称为“侨姓”，江南土著中的豪族，称为“吴姓”。侨姓中以王、谢、袁、萧最为尊贵。吴姓中以顾、陆、朱、张最为尊贵。政权既然握在侨姓之手，吴姓地位当然比侨姓要低。

门第世家制度，在历代帝王大力支持下，日趋严格和精密。一姓之中，还要再分等级，像王姓，因大宗小宗之故，住在建康（江苏南京）乌衣巷的一支，尊贵中尤其尊贵，诚所谓“万王之王”。所以平民出身的庶姓官员根本不可能升迁到中阶层，吴姓固然可能升迁到高阶层，但不能升迁到最高阶层。南齐帝国第一任皇帝萧道成曾经考虑任用张绪当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宰相工俭反对，他说：“张绪固然是适当的人选，但他是土著吴姓，不可以居这么高的地位。”大臣褚彦回抗议说：“晋帝国也曾任用过顾和、陆玩当宰相。”王俭说：“晋帝国是一个没落王朝，不足效法。”萧道成只好作罢。

王俭不过一个例子，流亡侨姓对土著吴姓的让步，有一定的限度。对于普通平民出身的庶姓，态度当然更为严厉。高级门第世家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用婚姻作为手段，结成一个坚强而奇异的士大夫集团。宁可使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白疯，也不跟平民庶姓通婚。假如有人跟平民庶姓通婚，那会使全体士大夫震动，不惜借政治力量予以破坏。身为高门第世家，但比较贫穷的王源，贪图巨额聘金，把他的女儿嫁给富阳（浙江富阳）富豪满家，“满”是标准的平民，更是标准的庶姓。身为大臣的沈约，就大动干戈的向皇帝正式提出弹劾，他说：“礼教凋零，世家堕落。”认为对世道人心和国家命

脉，都有严重伤害。

高等门第世家既结合成一个集团，遂成为士大夫中的士大夫。跟平民庶姓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以跟平民庶姓结交为莫大耻辱。我们用下列两个例证，说明此一现象：

一件是，本世纪（五）初南宋帝国时，皇帝刘裕最亲信的大臣王宏，他虽然姓王，却是庶姓的王。刘裕告诉他：“你如果想当士大夫，必须王球允许你跟他在一起共坐才行。你不妨说奉我的命令，前去试试。”王球是当时宰相，当王宏在他身边要坐下时，王球用手中的扇子阻止他：“你不可以坐。”王宏狼狈逃回，刘裕抱歉说：“我也没有办法。”

另一件是，南齐第二任皇帝萧赜最宠信的大臣纪僧真，向萧赜请求：“我的出身不过本县武官，请陛下准许我当士大夫。”萧赜说：“这事由江作主，求我没有用，你可去找他。”江是司法部部长（都官尚书），纪僧真前去拜访，刚要坐下，江立刻命仆人把自己的座位搬开。纪僧真向萧赜诉屈，萧赜说：“士大夫不是皇帝可以委派的。”

——事实上恰恰相反，士大夫正是皇帝委派的结果，像王球、江之流的门弟世家，两代下来不给官做，身份地位便全化为乌有。

再一件是，路太后的侄儿路琼之，拜访中书今（宰相级）王僧达。路琼之的父亲曾经当过王家的侍卫，所以他不仅是庶姓门第，而且还是仆人门第。王僧达并不因他是大臣，姑母又是皇太后而尊重他。在路琼之告辞后，王僧达命人把路琼之坐过的小板凳扔掉，以表示他的轻蔑。不过这一次端架子的结果不太理想，路太后的反应很激烈，吩咐她儿子刘骏把王僧达逮捕绞死。

士大夫是一种世袭的没有封爵的贵族，北魏帝国元宏所恢复的制度，即以南朝现行制度为蓝图，比着葫芦画起来大瓢。这种贵族唯一的职业是做官，以门第和世家的高低，确定官职或能力的高低。南宋帝国时，甲姓门第的子弟，二十岁成年后第一次任职，就要当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秘书郎）。这种情形自然产生一种结果，即他们十分珍惜自己的门第和世家。他们固然高立于广大的平民庶姓之上，同时也旁立于政府和国家之外。是一个只享权力，既没有义务，也没有道德责任的纯势利的寄生集团。平时他们不缴纳任何赋税，战时他们不服任何兵役或劳役，而只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帮助维持安定局面，并从而做官，用政治力量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士大夫不但轻视平民庶姓，而且还数典忘祖的轻视君主、政府、国家。君主被杀被逐，以及改朝换代，无论晋帝国也好，南宋帝国也好，南齐帝国也好，或其他任何政权，兴亡盛衰，都漠不关心，而只关心自己的门第世家。所以士大夫从不忠于任何君主或任何政府，更不忠于国家。因为任何效忠都有导致牺牲的危险，他们不需要效忠，照样可以掌握权柄，所以他们只忠于自己的门第世家就够了，因为门第世家就是自己的政治权势、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的能源。

佛道二教于纪元后第二世纪在中国萌芽时，出于一种法术符咒方式。佛教最初传人，力量微弱，所以一直依附在道教之下，好像是道教的一个支派。这种情形延续二百余年，虽然得到很多人信仰，但它没有经典的基础。上世纪（四）高僧竺佛图澄，受到后赵帝国暴君石虎的最大尊敬，对佛教的推广，有很大贡献，但他所以获得尊敬，完全靠他的神迹。

任何时代，苦难中的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对暴政反抗，一是借宗教信仰，寻求未来的幸福。自从二世纪黄巾农民大暴动以来，中国境内从没有停止过战争。从事战争的人投入战争，没有从事战争的人，如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大多数都投入宗教，希望神灵能踢给在战场上作战的孩子们和在家的家人们平安。因为信佛的人太多，以致石虎一度考虑下令只准皇帝和贵族信佛，平民不准信佛。

本世纪（五）第四年（四○三），龟兹王国（新疆库车）高僧鸠摩罗什，抵达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后秦国王姚兴尊奉他为国师。之后的十三年中，他把后秦帝国化成一个佛教帝国，人民十分之九都成了佛教徒。对佛的崇拜虽不能拯救帝国的灭亡，但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有三十部之多。在此之前，虽然也有译经，都属残篇，到鸠摩罗什才正式完成佛经的体系，使佛教呈现出它的庄严面目。

道教产生早于佛教传人，可是到本世纪（五）二十年代，名道士寇谦之才建立起来正式结构。北魏帝国皇帝拓拔焘、宰相崔浩，都是虔诚的道教徒。因之北魏帝国遂成为一个道教帝国，皇帝登极时，都采用道教仪式，由道士祝福。佛教在中国从没有达到过这种顶峰。

信仰都具有排他性，佛道二教必然的要发生冲突。本世纪（五）四四六年，正是杏城（陕西黄陵）民变的次年，拓拔焘驻军长安，在佛寺中发现武器。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他立刻指控佛教徒跟杏城变民领袖盖吴，共同谋反，下令全国（这时他已统一了北中国），焚毁所有的庙院。和尚尼姑，不论老少，一律处斩。这场屠杀，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之祸”的一祸（拓拔焘号称太武皇帝）。不过拓拔焘的孙儿拓拔氵壑却信奉佛教，四五二年即位后，佛教即行复兴。

——三武之祸的其他二祸：一、下世纪（六）五七四年，北周帝国第三任皇帝宇文邕（号称武皇帝）禁佛。二、九世纪八四五年，唐王朝第十八任皇帝李炎（号称武宗皇帝）禁佛。但第二次没有流血，第三次则道教以及当时盛行的其他宗教，如景教、袄教等，同受恶运。

在南中国，佛道二教没有引起政治干预。二教在民间各自发展，各有相当成功。道教的五斗米派得到广大群众信奉。佛教则出现一位传奇人物——释法显。

道教是中国宗教，经典在中国。佛教是印度宗教，经典在印度。而佛教派系之多和经典之多，在世界各宗教中，高居第一位。所以那时中国每一位高僧都盼望能到释迹牟尼诞生的圣地印度，寻求原始经典。释法显是后秦帝国人，于上世纪（四）最后一年（三九九），从长安出发，经过西域葱岭，进入北天竺（北印度）。北天竺对佛经只有口传，没有文字记录。于是再向南行，于本世纪（五）四○四年，即鸠摩罗什到长安的次年，释法显也到了中天竺（中印度），学习梵语梵文。六年后（四一○），释法显携带十一种佛经，从师子王国（斯里兰卡）乘船返国，他本打算先去广州，不料在海中遇到飓风，于四一四年，竟把他的船吹到广州以北两千公里外的牢山（山东青岛）。牢山属青州（山东青州）管辖，青州那时尚是晋帝国的领土，释法显无法回到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只好到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南京）。释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而且最为成功和最有贡献，当鸠摩罗什在北中国翻译佛经时，释法显在南中国也翻译佛经。

因为译经的缘故，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划时代的影响，中国不但吸收了新思想——士大夫仍然在清谈，但已改变了内容，从前是谈老庄，现在则谈佛。而且迫使中国的方块汉字，第一次暴露出它的缺点：字汇贫乏和音节单调，梵文表达出来的很多事物，包括思想和意境，汉文往往不能表达。于是大量新创的字汇产生，如“菩提”、“涅”、“刹那”之类，纯是梵文的音译，为汉文注入新的血液。因译经而创造出的新文体，即半文言半白话的混合体，对中国文字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使得下世纪（六）之后，白话文终于脱离文言文而单独出现。若干高僧不能书写，只能口述，一些没有受过官僚专用的文言文训练的门徒，将他们的谈论，用朴实的文体记载木来，遂成为一种格言式的“语录体”。——这种语录体以后被儒家学派广泛采用，它的妙处是，只需要片段的言语就可造成一个学者，不必辛苦的去建立思想的和逻辑的谨严体系。在言语上、中国人受方块汉字的拘限，不能向多音节发展，而单音节必然的产生大量的同音字，大量同音字的汉字，只宜于用来书写，不适合用来宣读，而佛经是需要向听众宣读的。形势促使他们改用白话文外，又必须在音调上补救。前面所提到的那位为保卫士大夫门第而战的沈约和他的朋友，根据梵语的启示，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定出四声——平上去入，中国言语在音调上遂比以前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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