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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场。陈楼和几个朋友在场地上活动了几分钟，还没热好身就见一个中国负责人过来请求说，基地上有人打摆子了。

打摆子就是得了疟疾，中国算是无疟区，但是非洲却是高疟。陈楼来之前就备好了药物，这会儿要去取，才被告知对方已经用了青蒿素和止痛片。青蒿素对这个作用的确明显，只是副作用也大。陈楼有些不放心，拿了东西就要过去看看。正好同行的朋友看到，顺手替他挂上了一个口罩。

陈楼无奈的笑笑，却没坚持，于是歪歪斜斜地顶着口罩就进了那位病号的房间。

病号正要死不活地躺在床上，眉头紧皱，皮肤黝黑，然而下巴的线条流畅，挺鼻立目，是个颇为英俊的男人。

陈楼看到第一眼的时候想，嘿，小伙子长的不错。

等第二眼的时候又有些迟疑：这人看着怎么那么像谁呢？

他自己劈风斩浪地往前奔了这么久，终于想起来还有一个人跟他一同重生回来，俩人五年前各奔前程，如今已经形同陌路。

陈楼最后也不知道那位是不是，翌日离开的时候，就听说那位已经好差不多了，一早开车去了赤几看另一个项目。陈楼一行也着急要走，于是给基地的同胞留下了不少驱蚊液和防蚊喷雾。陈楼又另外给了负责人不少粉色小药片备用，写上了适应人群以及预防和治疗时的用法用量。

他们这一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却没想到，那个谁果真是那个谁——关豫再次回到基地是隔天中午。他原本只是去赤几边境的办事处落实一样事情，回来的时候却偶遇了一对认识的母女，于是顺道搭了对方一程。

说起来他和这对母女的认识也颇有戏剧性，当初关豫踏上的非洲土地的时候，再怎么有心理准备也被吓到了，贫穷，战争，疾病，偏见……他们当时的基地要求十分严格，不能单人行动，晚上不能出门，基地的大院六点落锁，九点之后院子里就开始放狗同时给院墙的电网通电。

关豫虽然自请的外派，但还没有没事送死的觉悟，每天有工作就忙没工作就窝在宿舍里，直到他在一次外出途中突发疟疾。

那天他孤身一人，远离基地，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求救。

在他痊愈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关豫总会忍不住问自己，假如易地而处，他看到发病的陌生人，会像那对黑人母女一样借车送他到基地吗？

答案是不能。

他家虽然不是世代经商，但是从小恶濡目染，他比同龄人的风险意识要强得多，看到类似事件的第一反应的确是如何保全自己，如何避免恩将仇报。

他曾一度不理解陈楼的那些“善良”和“热血”，乞丐成群不是政府救助的缺失吗？纠正排队插队不应该是车站人员的责任吗？行人问路不应该问交警吗？陌生人丢了钱包不能回家不能上班，不是还有警察吗……他以纳税人自居，凡事的出发点都是基于投入和产出，责任和义务。当然没有想到制度总有缺失漏洞，人们总有惊慌失措，政府总会力不能逮……

而假如真的人人如他一样，可能他这次的下场不过是客死他乡，墓志铭上“终年”之后的数字也不会太好看。

关豫心里矛盾，于是开始游历四周，他见过富人的别墅群，去过基贝拉的贫民窟，跟着一队义工旅行队伍做了两周的hiv宣传，还去过奴隶堡，看到了不归门以及“”的小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