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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她自己再开车回家。

她此时住在一个八十年代建成的公寓楼里，房子虽然有些老旧，但是却在一个环境和治安都不错的街区。一个五十多米的单位，两室加一个小厅，房间里的设施都很好，房东的每一个壁橱都是用香樟木打造的，因此这个房子从来不生虫子，而且打开卧室里南向的窗子，能看见罗纳河。

她浸在浴缸里的时候把收音机打开，午夜一点钟的新闻，什么五花八门的内容也都有。中国人刚刚过了农历新年，北非大旱不知会不会在这个春天波及一个地中海之隔的法国，著名的法国女演员和美国导演的私生子的照片卖了怎样一个天价……她忙了一天，有点累，差一点盹着了，头歪了一下，水进到耳朵里。

她赶快站起来，裹着毛巾从浴缸里面出来，用手擦了一下被雾气覆盖的镜子，看见自己，像每个早上都要喝清水一样，像每个晚上都要涂上薄薄的面霜一样，她把右耳上方的头发向后挽了一下，看见那个伤疤。

细细的暗红色，明明不长也不深，却怎样都不肯消失。

她想起三年前，自己在医院里睁开眼睛，整张脸孔都又胀又疼，用尽了力气稍稍挪动一下，然后在旁边的窗户里看见自己被厚厚包扎的整个脑袋。

她因为从帆船上跌下，头撞在了螺旋桨上，造成了颅骨的断裂，几乎丧命。

她苏醒过来之后，医生每天来看她数次，跟她说话，谈谈她的病情，又闲聊点别的事情，她却一句话都不肯回答，当几个穿白大褂的讨论是不是应该再做一下检查，看一看她的大脑神经会不会受到损伤而导致不能说话的时候，她终于张开嘴巴，声音嘶哑的问他们：“谁，谁让你们把我救活的？”

可是没有办法，人的生死像单纯的赌徒抽纸牌一样，老老实实，逆来顺受。该死的时候要死掉，被救过来又得残喘着活下去。

从四月到七月，她的伤渐渐好转，裹着头的白色纱布越来越少，一直到被彻底拆掉。

她再没有见到丹尼海格。

他每天都有鲜花送来，雏菊，玫瑰，鹤望兰，向日葵，铃兰……各种各样美丽的鲜花，可是他再也没有出现。

这也让她轻松许多，他最好不来，否则他们之间说些什么呢？

她知道丹尼海格真的要说再见了，是这一天他的律师来医院里看望她。

她穿着医院的小褂子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位一直给丹尼办事的傅里叶先生将很多文件从自己的公文包里一样一样的拿出来，放在她的面前。

她拿过文件来打开看，题头上写着：财产赠与文书。

丹尼海格送给她几处房子，有里昂的，有巴黎的，也有在天蓝海岸的；两辆车子，一些珠宝，这些都附有照片和说明；最厉害的两匹正当年的成绩很好的赛马，寄养在巴黎的跑马场，不算它们本身的身价，就是每个星期进行比赛所赢得的奖金也让人咋舌；当然了，还有一张数目巨大的支票。

她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抬头看看傅里叶律师：“这是，什么意思？”

傅里叶律师说：“丹尼赠一些礼物给您，您在每份文件上签字，然后我去处理税务方面的事宜。”

她摇摇头：“可是他为什么要赠给我这些礼物呢？……丹尼海格就是这么打发掉每一个失宠的女人吗？”

傅律师没说话。

这么棘手的问题，律师都被难为住了，她说：“您有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