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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某地投资办了一家制药厂。要说这可是一件好事，即能缓解前线官兵药品不足的问题，又给国库交了税，还给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了工作赚钱的机会，工人们的聚集又带动了一些比如剃头澡堂杂货铺之类的副业，使整个地方都繁荣了一些。

可惜大部分人不会站在这样的高度考虑问题，倒有那么一些人，自身一穷二白，又不愿辛苦地工作，也不会想别的办法来解决困境，只知抱怨世道不公，盲目地仇恨比他们有钱的人，甚至把怨气发泄到同样也是赚辛苦钱的工人和小商贩身上。

这种人一多，就会出问题，战乱之秋当地政府也没有余力维护治安，制药厂最近频遭这类暴民抢劫，许多工人被打伤，连何家派过去的厂长都被打进了医院。

何家要保护自己的产业，但暴民毕竟也是民，不能让军队或者何家的武装人员动手，不然说出去不好听，所以何玉铭需要一个能干的流氓混混，一个欺软怕硬、擅长唬人又知道分寸，并且真的出了什么事可以迅速跟何家撇清关系的人。

他把附近比较有名的流氓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找出了几个合适的人选，候金茂就是其中之一，刚才他正好想起这件事来，就顺道去发了个邀请，就看这混混明天有没有胆量来面试了。

至于临走之前问候了一下杜班主，那只是场面上的礼貌问题，他对杜秋白的那句评价应该算是比较中肯的，但何玉铭并不知道，这样一句中肯的评价对于杜秋白来说，有着怎样不同的意义。

杜秋白本来不是个艺人，他是一个还算比较有钱的人家的独生子，早年留学欧洲，在那里迷上了歌剧。由于天生的好相貌和好嗓子，被人称为“来自东方的歌剧王子”。

可惜欧洲也不是什么太平乐土，杜秋白的学艺之路很艰辛，当他听说父母身亡，需要他回国继承家业的时候，虽然知道中国也很乱，还是带着把歌剧艺术在祖国发扬光大的豪情毅然回国了。

等到了国内他才慢慢地认识到自己有多天真，的确，“歌剧”这个名词很早就传到了国内，并且在年轻人当中十分流行，但是等到杜秋白跟那些国内的歌剧爱好者们接触过了才知道，原来歌剧在他们这里已经变了味，成了一种不知道应该叫做舞台剧、话剧还是戏剧的不伦不类的东西。

两者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歌剧的灵魂是音乐，主要依靠音乐来传达感情，精妙的音乐贯穿全剧始终，而国内的所谓“新歌剧”却基本上是靠台词和念白说故事的，就算偶尔唱上几句也串杂国内的各种南腔北调，可以想象当他看到某大学的“新歌剧”舞台上，罗密欧和朱丽叶欢快地唱起二人转的调子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们觉得杜秋白食古不化，不讲国情，不知融合变通，杜秋白觉得他们糟践艺术，根本没有领会歌剧的精髓就瞎模仿一通，于是话不投机一拍两散，杜秋白成了一个孤独地坚持自己艺术品味的人，并且在几年之内就为此败光了家产——他买下了一个剧院，花钱如流水般地装修成了一个高雅的西式剧场，并且组建了一个自己的剧团。

固执己见就难免曲高和寡，一开始还有一些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图新鲜来听“正宗的”西洋歌剧，渐渐的新鲜感过去了，他的剧院也就冷清了下来。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战争爆发了。同样不愿做亡国奴的杜秋白被各方消息一忽悠，稀里糊涂地就卖掉了心爱的剧场，带着剧团从上海逃到了重庆，然后悲剧地发现，在上海他的歌剧至少还有一些忠实的老外观众会欣赏，到重庆他这一套基本上就无人问津了。歌剧在中国本来就不像戏曲一样普及，更何况还是在西南内陆的重庆，最惨淡的时候甚至一个月都演不了两场，收入还不够给剧团发薪水的。

后来重庆隔三差五迎来大轰炸，日子就更难过，刚买下的旧剧院就被日本人丢了个炸弹，炸塌了一个角，也一直没钱修缮，只能随便弄几根木头支撑着。万幸的是至少剧院的门面还在，还可以演出，只是原本的化妆间和餐厅现在都露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