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肢解计划（1 / 1）

鞑靼人属突厥语族，混合了蒙古人和跟随蒙古人西征的其他种类的突厥人的血统，原苏联共有六百多万鞑靼人，分喀山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西伯利亚鞑靼人等很多种，是俄罗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迁入中国新疆境内的称塔塔尔族，他们大多是逊尼派穆斯林，少数改信东正教（称楚瓦什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鞑靼人曾经因为和德国人合作而被斯大林强行迁徙。

现在坐在刘先俊司令部的这个鞑靼人叫阿克楚奇，是鞑靼**运动的一名领导人。西北军在察里津时他就一直赶过来，一直追到鄂木斯克，然后又等了几天，刘先俊才接见他。

“阿克楚奇先生吧？请坐，尝尝我从中国带来的茶叶！”

阿克楚奇有些受宠若惊，毕恭毕敬的接过茶杯，小心啜了一口，“中原的茶叶毕竟不一样，鞑靼人好久没能喝上中原的茶了。我们草原民族就是离不开茶和酒，鞑靼人离开故土已经很久了！”

放下茶杯，阿克楚奇小心翼翼的说：“尊敬的刘总统，鞑靼人也是源于蒙古草原，后来跟随成吉思汗西征才来到俄国，建立了金帐汗国，现在才变成了俄罗斯的一个民族，饱受俄罗斯人的欺凌。我们和汉人也是骨肉相连，希望刘总统能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国家，全俄500万鞑靼人一定会为刘总统效力！”

虽然鞑靼人是俄罗斯最大的少数民族，但他所处的地区正是俄罗斯的腹地喀山，受俄罗斯影响很深。但在克里米亚、里海旁边的阿斯特拉罕也聚居着大量鞑靼人，正好和哈萨克斯坦相连。

“阿克楚奇先生，对鞑靼人我深表同情，但请容我坦率的说，你们就在俄罗斯人的眼皮底下，恐怕很难获得**，这个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见刘先俊回绝的这么果断，阿克楚奇微微有些失望，但这也在意料之中，鞑靼人要摆脱俄罗斯太艰难了！

“谢谢您的茶，看样子我很难再喝到这么好的茶了！”

“阿克楚奇先生，你知道土尔扈特吗？”土尔扈特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早在明朝末年，土尔扈特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土尔扈特汗国。由于不堪忍受沙俄的欺凌，他们不远万里回归祖国。

阿克楚奇愣了下，“当然知道！”

“如果鞑靼人愿意迁移到阿斯特拉罕一带，或许我们能帮助鞑靼人获得自由。”

阿克楚奇犹豫了一下，“我回去商量一下吧！”

刚送走阿克楚奇，卫兵来报，日本驻鄂木斯克全权代表加藤恒忠来访。

鄂木斯克是高尔察克临时政府的“都”，日本在这里派了一个全权代表，只是这个不速之客来这里干嘛？走进刘先俊的司令部，加藤恒忠难免有些好奇地看着这位年轻的西北六省四特别区的执政，中亚实际掌权，中华民国副总统。出身于一个日本政治世家，具有良好的家教。一般而言，日本上层人物对汉学都有一定的研究，在那个圈子，这是一种文化氛围。

其实，被现代国人视若仇寇的日本，一直以中华文明的传人自居，而将满清时的中国看作沦陷于靼虏的亡国。日本文化中，有十分浓厚的“尊王攘夷”观念。当年，蒙元对日用兵失败，数万元军于“弘安之役”中被俘，日本将其中的南宋降军甄别出来，视为“唐人”，赦之不杀，而将其它所有“靼虏”，屠戮殆尽。徐继畲在其那篇后被锩刻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碑上的启蒙巨著《瀛寰志略》中说：“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其实，日本人不仅是看不起蒙古人这个“夷”，也看不起“攘夷”无能的宋人。作为日本的武士道的重要精神来源，宋末的抗元志士们，如文天祥等，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并在明治维新中挥重要作用。对于“尊王攘夷”的明朝，日本人则多次遣使入贡。

到了满清入主中原，日本对古典华夏的心理认同就逐渐消退，乃至变成对现实满清国的鄙夷与仇视。日本人认为中国沦陷于夷狄之手，而以中国自居了。朝贡自然是不会再有的，相反他们还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命。在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几乎是一种常态，从他们的文字中，感觉到他们是在为恢复中华而战，在后代中国认为奇耻大辱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却认为这是一场“中华”和满清的战争。也许只是后来中国的日益落后才勾起日本的贪婪之心。

在满清最兴盛的时代，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生。当时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当时辫易服很在意，但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要喜欢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因此在记载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满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意思是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已经被满清入侵，荣光失尽，而由于满族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大不相同，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过程中出现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中国代表则力争：“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双方陷入僵局。

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则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日本对“中国”的维护可见一斑。

现在辛亥革命已经成功，汉人已经重新掌权，虽然内地还是军阀割据，但加藤恒忠却从这位年轻的将军身上感觉到昔日汉人的威武:以新疆万人而得整个西北，以西北十万之众驰骋中亚、西伯利亚，而且都是驱使异族军队，这不能不让加藤恒忠想起以为大汉将军班超的故事，这恐怕还要远远超过班超的功勋吧！想到这，加藤恒忠不禁有些敬畏之心，接过刘先俊递过来的茶，小啜一口，规规矩矩放下来：“尊敬的刘总统，我是来向您献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