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工业生产就是胜利(上)（1 / 1）

1933年7月，当东北战场随时有沦陷的危险时，迁移重工业基地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中小工厂早在战争开始时就搬迁了，大工厂的技术人员也有一半迁移到内地，留下的工厂只是为了满足东北战场补给需要而已。东北三省的石油、钢铁、煤炭、商品粮、铁路机车和汽车发动机产量都居全国第一位，沈阳兵工厂是中国最大的陆军装备生产基地，旅顺造船厂则是中国第二大海军舰艇制造基地。正是因为意识到了东北在中国工业中的首要地位，斯大林才会那么梦寐以求的想夺取它，他认为一旦东北陷落，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会一落千丈，丧失抵抗的资本，只能妥协投降。

然而此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斯大林的判断完全错误，因为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工业基地分布实在太广泛，无论哪一块地区被攻占，都仍然不失为一个工业强国。东北固然拥有中国最大的钢铁和煤炭基地，但山西的煤炭和湖北、安徽、四川的铁矿也具有很高的产量，只要投入一定资金扩大生产，就可以弥补东北沦陷的损失。东北的商品粮和蔗糖、苎麻等经济作物产量的确在全国首屈一指，但长江中下游平原和珠江三角洲有更广阔的粮食产区和经济作物产区，而且中国内地的粮仓里还堆积着几千万吨粮食储备，足以供应几百万大军长期打下去。东北虽然拥有最大的陆军装备、海军舰艇、机车和汽车生产基地，但内地一样拥有成都、西安、北京、南京、太原等军火工业基地，以及上海、泉州、广州、三亚等船舶工业基地，至于机车和汽车生产则是每个大城市都能做到的事情。在苏军攻势无法达到的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等内地纵深省份，至少有1万家各种规模的轻重工业工厂，其中有能力生产轻武器的超过5000家，有能力生产坦克、重炮和飞机等技术装备的接近500家。况且，迁移到内地的东北工厂都是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他们带动了当地工厂的技术水平，使整个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向极致发展，所谓的“战时经济繁荣”就要开始了。

1929-1933年，全世界都处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阴影之下，中国受的损失相对较轻，但是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了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紧缩率很高，经济学家估计这种局面可能还要持续一两年。但是苏联的突然入侵，使中国工业企业不得不开足马力运转，政府的军火订单骤然增加，仅仅是1933年6月到9月的军费开支就超过1929到1932年的总和，所有工厂都在加班加点工作，几乎再也看不到闲散劳动力和闲置的设备了。为了在短时间内生产更多军火，绝大部分重工业工厂的设备都是三班倒，每天工作超过20小时，这严重缩短了设备的使用寿命，也降低了武器装备的质量；但是大敌当前，必须先弥补武器数量上的劣势，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宏观经济运行报告，1933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率达到5%，第三季度则飙升到12%，其中绝大部分是军火工业做的贡献。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本来在世界第二到第三之间徘徊，略高于德国，与苏联处于同一水平线，但现在中国工业已经发挥了120%的能量，处于高度过热状态，而且过热局面还将进一步发展；而苏联工业并没有全面动员，还处于和平时期的体制，所以在事实上已经大大落后于中国。

1933年7月9日，随着陈卓群总统亲自签发命令，东北地区最大的工业企业——沈阳兵工厂被整体搬迁到济南，并暂时改名为济南兵工厂；第二大工业企业——旅顺造船厂则被搬迁到江苏连云港，并暂时改名为连云港造船厂。这两家企业还各自分出三分之一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福州、南昌、长沙等内地城市建立新的军火工厂，这些工厂在半年之内就有望投产，两年之内将成为中国工业的中流砥柱。与此同时，位于上海、武汉、成都的几家大型汽车公司宣布将削减民用汽车产量，把绝大部分生产线用来生产军用汽车及坦克。除了东北之外，靠近前线的华北地区的工业企业也纷纷搬迁到黄河以南，郑州、洛阳、徐州等本来工业不发达的城市，也迅速冒出了一批工厂，但它们要完全发挥生产效率至少要等到年底。经过一系列布局调整，远离前线的中国内地已经占据了中国80%的陆军装备生产和几乎全部空军装备生产，留守在北京、大同、天津等前线城市的工厂也已经随时待命，一旦苏军突破防线，就将立即搬迁。

但是，工业企业的搬迁也造成了严重的运输问题，每一家大型工厂的设备和人员都要占据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火车皮，经过几天几夜的漫长运输才能到达目的地，这使得本来就很紧缺的铁路资源雪上加霜。在战争最繁忙的日子里，每天都有几百列军车满载着士兵、装备和后勤物资开往前线，它们却不得不与迁往后方的工厂争夺道路，有些路段还发生了严重交通堵塞，军用物资不得不被卸下火车，通过公路运往前线。由于总统下令必须优先从东北、华北迁出大型工厂，因此军用物资只能暂缓运输，铁路完全被工业设备挤占了。松花江集团军群司令陈兴润和辽河集团军群司令王澍异口同声的抱怨从内地送来的坦克、火炮和飞机数量太少，铁路运输基本发挥不了作用，但最高统帅部宁可牺牲前线的局势也要保证工厂的顺利搬迁。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东北战场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即使用铁路运去1000辆坦克也很难反败为胜；倒不如利用有限的铁路资源，尽可能多的运出工业设备，为将来的长远抗战和反攻做准备。战争打到这个地步，最高统帅部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一场长期战争，东北能否守住已经是一个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强大、巩固、高效的大后方，与苏联展开人力、装备和工业资源的长期消耗战。

工业设备和技术人员是比较容易搬迁的，但自然资源无法搬迁。失去了年产量3000万吨以上的大庆油田，中国的石油基本依靠河南中原油田、山东胜利油田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这些油田都处在苏军飞机的轰炸半径之内，生产效率受到影响，而且需要经过漫长的输油管道才能与长江中下游的工业企业连接起来。为了满足内地工业生产的需要，最高统帅部对长江流域的苏北油田、江汉油田等中小油田进行了大力投资，企图就地满足一部分石油需求。至于钢铁和煤炭的缺口倒不是很大，海南石碌山刚刚发现了非常优质的铁矿砂，其纯度几乎可以与澳大利亚的极品铁矿砂相提并论，只是产量相对较少而已。到1933年底，内地的大部分钢铁工厂都使用海南铁矿砂为主要炼钢原料，此后生产的钢材在质量上有了很大进步，这也间接导致了坦克装甲质量的提升。要制造优秀的坦克、飞机及舰艇装甲，除了钢铁之外，最需要的是钨、铬、锰和稀土金属资源，这些资源都是日本、德国最缺乏的，而中国恰恰是全世界钨储量最大、稀土储量最大的国家，每年生产的钨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所以这些资源对中国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当苏联人为了加强装甲防御力，不得不采用倾斜装甲、附加钢板等措施时，中国却通过在装甲中添加稀有有色金属的方式，实现了装甲强度的大幅提高。在战争后期，相同防御水平的坦克中，中国坦克的装甲厚度总是最少的，重量总是最轻的，这使得中国坦克的机动能力超过了世界任意一国的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