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本行 （上）（1 / 1）

惠州城素有“岭南名郡”之称，在广州的西北，走陆路有三百六十里地。属珠江三角洲区域，南濒中国南海大亚湾，毗邻香港岛。其实，惠州城虽并不临海，但广东三大水系之一的东江自江西安远县流入府境，亦曰龙川江，西南至番禺县，会西江入海。东江的支流西枝江在城的西南与东江交汇并横贯全府境内，所以惠州的内河航运发达，是岭东的交通枢纽。东南博罗府有平海守御千户所。西北方向的罗浮山是当地名胜。

惠州历史悠久，历来是名宦、文人墨客荟萃之地。自晋以来，对惠州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有４８０多人，其中如葛洪、牛僧儒、李商隐、陈尧佐、陈称、苏轼、唐庚、刘克纲、陈鹏飞、林复、杨万里、刘克庄、吴潜、留正、文天祥、祝允明、陈恭尹、伊秉绶、宋湘、丘逢甲、梁鼎芬等，皆名重一时，他们或诗或文，或创办书院，或修堤筑路，兴修水利，对惠州文化、经济的发展贡献殊多。他们当中，对惠州影响最大的当推北宋的苏轼。

北宋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同年１０月２日携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抵惠。在惠期间，他先后写下了１６０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序跋。其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诚如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明磊刚出广州界，就有张天广带着五百骑兵来接。队伍还是那样军容整肃，就是一律的矮小的滇马，瞅着就矮了不少，没了高大威武的气势。

这么多人马来接自己。说明岭东的地面并不太平。一路走来，发现民间为了防“蛮”，必据高山重险，建造“堡壁”，这于福建的土楼有异曲同工之妙。“蛮至，可趋牛羊妇女老幼居之”。这种“堡壁”又称“高楼”，从广州所属的各县村落，到惠州一路，没有山峦的地方，由富家盖造于水的中央，也就是四面环水。凡是高楼多者，就是著名村落，远远望去，高楼映于木棉和榕树之间，矗立烟波之上，方正大小，一一相似，势如山岳之峙。

路过所属的县城和大点的市镇，发现房屋两边的山墙常常高出梁栋五尺有余，犹如城跺一般。其内近墙处，不盖瓦，只是用砖砌成路，如梯子状。问其原因，实在是近海多盗，可以在夜里登到高处，便于瞭望守御。听着听着，明磊的眉头皱在一起，看来没有海军，这些海盗实在成了心腹之患。

离城十里的接官亭只是一个简陋的破旧木亭，油漆已经斑驳，范文琪、陈于阶、阎尔梅还有刘六等一干人，带着众多地方的官吏不下百人早就恭候在了路旁。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刘六他们了，明磊还真是有些想他们，忙远远地跳下马，大步跑过来，一把抱住刘六，“也不去广州接我，有那么忙吗？”

说着，也不等刘六答话，又忙着和范文琪等人相见，很是热闹了一阵，又想起站在一旁的王思任和陈敬廷，也给一一引荐了。

回到内堂落座，明磊连衣服也不换，就跑到书房听众人汇报情况。范文琪是根本没有准备，一问三不知，明磊也不好当众说些什么，陈于阶的心思全在研制火器上，还有了进展。而明磊布置的岭东各阶层生活状况的分析报告，也由陈于阶的两个儿子完成了，明磊很是高兴便道，“等上几天，我和简亭一起参详参详。”

惠州府的实际工作一直落在阎尔梅的肩上，情况也大致知道一些，惠州府领州一，管辖十个大小不等的县，一年的赋税理论上有五十万两之多，但拖欠严重，再刨去上交的和维持官署正常运转的银子，每年不过八万两的收入。潮州也好不到哪去，每年不过十来万两的收入。

这也太少了！明磊花银子已经是痛快惯了，实在难以接受。不过阎尔梅也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岭东道这三年来没有兵备道，只是由惠州知府代为管理，唯一的欣慰是道台的藩库里还有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四十万两官银。这要是有前任，没有亏空就是好的了，还指望有一两的存银？”

明磊看着范文琪，他已经没有初授官职时的得意与兴奋，一提潮州政务，就不禁皱眉。明磊笑着问：“颉刚（范文琪的号），这些日子的父母官当下来，可有什么心得？”

“都是自己人，我也不说什么官面上的话了。原来光看到贼吃肉了，没看到贼挨打。现在才知道，干什么也别当官。这些日子，可是累惨了！”

听了范文琪的叙述，明磊也笑不出来了。原来衙门每天的日程是以敲击竹子做的梆子和一种类似小铁棒的云板的声音来发布和限定的。黎明前，在内衙敲“云板”七遍，外衙敲“梆子”一遍，衙门大门大开。此时，书吏、衙役、长随都必须到岗。

清晨，敲云板五遍，竹梆两遍，案牍分给书吏，衙门职员开始办公。接着，知府大人范文琪主持早堂，接受并分派案牍，接受衙门职员们所呈的书面或口头报告，讯验被捕的罪嫌或将要送解到别的衙门的囚徒，接受任何诉讼。

然后，范文琪回到他的办公室（签押房），在那里接受和处理文书，包括与当日将要听审的案件相关的书状。通常，下午的时间专门用于听理诉讼。大约四点钟，敲“云板”七遍，“梆子”一遍，这是公堂要关门的信号。然后，“云板”敲五遍，“梆子”敲两遍时，文书案牍都须从书吏手中收回送到签押房。

如果，案件审理太多审理不完，可以在晚上再开庭或对那些拖欠赋税者加以“比罚”。

大约晚上七点，书吏、差役和被差遣值夜守卫监狱、钱库、谷仓的壮丁都点名报到，衙门正门和知府大人的宅邸大门均上锁。

如此日复一日，没有节假日可以喘息，唯一的法定节假日是春节，开始于腊月十九，这一期间，要封印（印信不得使用），公事不得处理。直到下一年的正月二十，即开印，印信从新使用。

范文琪一开始雄心万丈，还坚持了十几天，按时办公。后来发现，交给书吏们处理也是一样的。又过了几天，实在懒得早起了，竟连早堂也省了。午堂和晚堂是实在躲避不了的，就花重金雇了六个省城的资深幕僚，替自己打理。

现在，除去每个月那固定的几天被正式安排用于接受百姓告诉（放告），知府大人必须在开早堂时接受诉状外。从农历二月到十月，即赋税征收期间，每月有几天专用于比罚（即对那些没有加速征收税赋的衙役或没有按时纳税的纳税人进行讯问和笞惩。）还有每月的初一、十五，州县官必须到孔庙和城隍庙拜祭。

除了上述这几件必须亲自做的事务外，范文琪终于腾出功夫，游历潮州的风光和名胜，和当地的士绅吃酒赋诗，相互应和了。

阎尔梅皱了皱眉，“于情、于理，还是亲历亲为的好！”明磊知道这是阎尔梅拘着面子，不好深说，便笑着问范文琪：“颉刚，你一年明里暗里的收入加在一起，不过一千两吧？有名的幕僚一下就请了六个，你请得起吗？”

范文琪苦笑道：“咳！一言难尽啊！六个幕僚，一人最少一年二百两银子，还有长随们呢，人家跟你不就为了钱，少说又是五百两。我倒好，一年干下来，净亏七百两。

璞麟你也知道，我顶多懒散一些，但操守不亏，不会贪墨百姓，好在家道殷实，也没有什么！可那些家境不好的官员呢？想不贪都不行啊！

我现在还真有些理解那些家境贫寒的贪官了。”

范文琪是这样，而陈于阶更是过分，到任伊始，就没怎么理政，全权托付给了阎尔梅。后来，在阎古古文集中有所提及，曾记述在岭东，他自己通常每天早晨要阅读和修改案牍公文，下午听审前要检阅案卷，退厅后要阅读当天送到他案上的全部卷宗。在他不得不迎送经过的上差和同级官员时，他总是携带着案卷并在舟车旅途中阅读。以便在他回衙后，连夜进行审判。

明磊听了范文琪和阎尔梅的叙述就乐了，俩人完全被书吏下了套，都还不自知，这些书吏的小伎俩，怎么能瞒得过来自现代的明磊呢？

州县官作为外来人，并不熟悉该地方情况和问题，甚至连方言都听不懂。州县官除了可能与当地士绅来往之外，由于身份、等级的限制，几乎与当地百姓没有什么个人关系。

而书吏们，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亲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地区，虽然他们的服务期为五年，但实际上他们常常改名换姓地保留其职位。另一方面，一个州县官却可能被免职、调迁、普升，即所谓的“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

于是，政府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格局：不断更替且缺乏经验的州县官们，领导着一帮久居其位、久操其事且老于世故的当地书吏、衙役等为政府服务的人员。

这种状况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何其相似。不过就是把州县官换作某一执政党的议员，书吏们换作文官集团，欧洲、日本、美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如此！

仅以英国为例，保守党或工党执政不过四年，连任的机会一半一半，职掌某一部门的大臣并非通常对外宣传的那样，是什么民主选出来的精英！英国议会一共只有六百三十名议员，一个超过三百名议员的政党便组成政府，在这三百人里，三分之一的太老又太笨，不可能成为大臣，另外三分之一太年轻幼稚，也不可能成为大臣。于是剩下的一百多名议员正好填补了一百多个政府官职。实际上，毫无选择可言！

而这些部门文官的头头们，从事行政事务工作超过二十年。在他们眼中，大臣们既未经适当地挑选，又未经适当地训练，于是他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多的替大臣安排好，以便作出正确的决策。所以每一位大臣回忆他们的执政生涯的时候，结果不言自明，全是一事无成。

无论他们的出发点多么高尚，想法多么美妙，文官们都会用一成不变的拖延战术把它轻而易举的毁掉。

第一阶段：置疑该不该做。文官们会说政府才上台几个月，还有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第二阶段：置疑该怎样做？如果第一阶段被突破，他们就会说，他们很欣赏这个意图，但这是不是达到目的的正确方法呢？

第三阶段：如果大臣还没被吓住，他们立马将立足点转移到置疑该什么时候做。

第四阶段：许多大臣是不会到达这个阶段就裹足不前了。而一旦到达这个阶段，文官们会说政策上碰到了困难：如技术上的、政治上的或者法律上的。（法律上的困难最派用场，因为可以搞得使人完全不能理解，并且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第五阶段：即便有人坚持到了最后，由于开头的四个阶段已经耗费了三年时间，文官们会说：“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大选前的竞选时期了，这项政策即使获得通过，实施会在下一个任期，您肯定是下一任大臣吗？难道要白白便宜您的继任者吗？”

放心，整个民主政治训练的政治家都是利己主义者，决不会有人会自觉地为他人作嫁衣的！有这种愚蠢之极想法的人不是太老得不在意未来了，就是太年轻还不知道在意未来，所以，不可能成为大臣！

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明磊看过不少，没想到几百年前的明朝，也是类似的情形，看来书吏或者文官操纵政府的这个老大难问题，还真是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