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服侍礼仪（1 / 1）

秦汉时期，是各种封建礼仪制度基本形成的时期。而服饰礼仪主要是用于别尊卑，分等级，在阶级社会是非常明显的。自古所谓汉承秦制，其实，秦代是封建礼制草创的时期，并没有完全摆脱以前的影响，汉代则将其逐渐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据史料记载，“汉初崇简，不存改作，车服之仪，多因秦旧”[1]，可到了西汉中期、后期和东汉时期服饰礼仪则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服饰礼仪主要表现在服饰的质料、样式、服色及配饰等方面上，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来反映人们身份地位的不同。本文拟从考古资料出发，结合文献记载探讨秦汉服饰礼仪的发展和变化。

一

冠饰是服饰礼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远古时期，人们只戴帽，而并没有冠饰。：“周公对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领。’”《淮南子论训》：“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高注：“古者，盖三皇以前也。鍪，头着兜鍪帽，言未知制冠时也。”冠冕制度形成以后，人们不大看得起帽。：“冒，小儿及蛮夷头衣也。”帽的功用主要是御寒，并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标志。而冠是适应束发的发型而产生的。它原是加在髻上的发罩，所以释名释首饰也说冠的作用是“所以薬发”。它本是和发髻结合在一起的，但其意义着重于礼仪，和着重于实用的帽不同。所以《淮南子人间训》说：冠“寒不能暖，风不能鄣，暴不能蔽。”《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说：“冠足以修敬。”人们对冠礼的重视在《礼记冠义》中讲得更为清楚，其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冠”。又云：“古者冠礼，笠曰笠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把冠礼引申为治国之本，可见古人对冠礼的重视。我国古代士以上阶层的男子20岁行冠礼而成人，行冠礼是他们一生中的头一件大事，所以。

秦汉时期，冠的种类和式样非常多，尤其秦正处在封建礼制刚刚形成的阶段，在冠制上变化不定，自古所谓“秦冠汉佩用舍无常。”汉冠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秦冠制为基础，如秦的通天冠，为始皇之常服，汉天子仍延用，如《汉官仪》所云“天子冠通天”。但汉冠制在有些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

首先，冠加帻和不加帻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后汉书舆服志》中有：“古者有冠无帻，其戴也，加首有支页，所以安物。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战国，文武并用。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帕，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至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巾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称其冠也。”从考古资料看，秦和西汉未见有帻之冠，到东汉时方见加帻之冠。帻起初只是包发的头巾，后来演变成帽状。《急就篇》颜注：“帻者，韬发之巾，所以整女责ht发也。常在冠下，或单着之。”身份低微的人不能戴冠，只能戴巾帻。《释名释首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蔡邕《独断》卷下：“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秦“为绛帕以表贵贱”，说明秦时将帻施于武士，以作为一种贵贱的标志，但只是单着之，并未加于冠下。从秦兵马俑坑的考古资料看，已出土的千余件陶俑中，头戴巾帻的有4000余件，样式像瓜皮小帽，将头发和发髻全部罩于其内，前至发髻，后至脑后，左右至耳根。帻的后缘上大都开有一三角形叉口，叉口的两侧各有一条组带，互相绾结，使帻紧束头上。颜色大都为深红色。在秦俑坑中，其高级及中下级军吏都戴有冠，戴帻者身份地位并不高，只不过是普通的士兵而已[2]。小理由此可知，在秦时，冠和帻区分得很清楚，戴冠者身份比较高，戴帻者身份较低。将帻纳于冠下，使之成为冠的衬垫物的做法，从文献上看，似滥觞于西汉，但考古资料中至今未见过，西汉也可能出现，但并不普遍。

有帻之冠在东汉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常见。《独断》卷下说：“王莽无发乃施巾。故语曰：‘王莽秃，帻始屋。’”层状帻即介帻。东汉时文职人员所戴进贤冠之下衬以介帻，二者组合成为整体。由于帻是戴在头上的，冠附帻以为固，所以这时就将支页省去了。而武职则于武冠下衬平上帻，即《晋书舆服志》所说：“介帻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身份低的不戴武冠的士卒，则只戴平上帻。如山东汶上孙家村画像石中的持戟者、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的铜骑俑，都戴有顶部低平的平上帻[3]。

由此可知，早期冠、帻是有明显的区分的，帻的形制也比较简单，而到汉的中晚期，冠下加帻比较普遍，帻的形制也复杂起来，有平上帻、介帻和巾帻等多种。

周代，在隆重的祭礼，如祭天地、祀明堂时则戴冕。《释名释首饰》：“冕犹亻免也。亻免，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纟熏下，前后垂珠，有文饰也。”：“冕，大夫以上冠也。”冕服由冕冠、玄衣和纟熏裳等组成。其形制有六种，故称六冕之制，如《周礼春官司服》中记载：“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君小祀，则玄冕。”而秦除古六冕之制，“郊祀之服，皆以均玄。”西汉同秦一样仍废置冕服不用，到东汉明帝时又重新恢复冕制，《东汉明帝纪》：“(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祠光武皇帝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约屦以行事。”

秦汉时武士主要戴冠、武弁大冠。这两种冠其实都是从弁冠发展来的。《释名释首饰》中有：“弁，如两手合”扌卞时也。”《后汉书舆服志》则谓：弁“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可见弁的外形犹如两手相扣合，或者像一只翻转过来的耳杯，颔下有缨相结。秦陵兵马俑坑的牵马俑戴的就是这种弁，咸阳杨家湾出土的西汉骑兵俑也戴的是与之类似的弁。可见秦及汉初主要是骑兵所着，而后在弁下衬以平上帻，就为汉诸武官所戴。《后汉书舆服志》所谓：“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王当。”其注曰：“大司马、将军、尉、骠骑、车骑、卫军、诸大将军开府从公者，著武冠，平上帻。”汉时武弁大冠的制作有所改变，质料多采用细疏的织物，上可见网纹状，有的还在织物上涂漆，如马王堆3号墓[4]与武威磨嘴子62号新莽墓[5]都出有漆纱弁。前者放在一个漆盒里，后者还戴在男尸头上。磨嘴子弁周围裹细竹筋，顶部用竹圈架支撑，内衬赤帻，清楚地反映出武弁的实际状况。这些弁的纱孔眼分明。不仅实物如此，画像石上武弁，也将网纹刻画的非常清楚。

鹖冠实是加鹖尾的武弁大冠。《后汉书舆服志》说：这种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鹖尾竖左右。鹖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鹖是一种好斗的说：“鹖鸡猛气，其斗终无负，其于必死。今人以鹖为冠，像此也”。(《大观本草》卷一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错金银狩猎纹镜上的骑马者戴的就是冠，冠体的网眼清晰可见，冠上有明显的两枝鹖尾。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出土的将军俑头戴的冠饰虽没有明显的羽状的鹖尾，但其冠后面有明显的两歧，似鸟尾状，应为冠，另秦陵铜车马的两个御官俑也戴这种冠，这两个御官俑的身份地位很高，其中一个腰中佩有环绶，在秦代，将军以上的职位才能佩环绶，所以这两个御官至少是将军以上的职位。由此可知，在秦代，戴鹖冠的武士职位很高，一般为将军。《汉官仪》说：“秦破赵，以其冠赐侍中。小理”这说明在秦代也有文官佩戴此冠。到汉代，“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鹖冠，纱谷单衣。虎贲将虎文绔，白虎文刃佩刀。虎贲武骑皆鹖冠，虎文单衣”(《后汉书舆服。

秦俑坑中出土的御手俑、部分车右俑，以及中下级军吏俑，都戴有长冠。其形制有两种，即单板长冠和双板长冠。单板长冠，冠的形状如梯形版状，长15.5—23厘米，前端宽6.5—10.5厘米，后端宽13.5—20.3厘米。前半段平直，后半段扬起略成45度角，尾部下折如钩。在下钩部分的左右两端各有一个三角形的板封堵，构成一个楔形槽状的冠室。也有用封堵者，成为两端不封闭的楔形槽状冠室。还有极个别的冠，冠尾下折后成螺旋形卷曲，扁髻的顶端罩于冠室内。冠前半段的平板的扬起部分，分别压于额发和顶发上。冠上有环套形带，环套的前端压于冠前端的平形板上，后端攀于后脑扁髻的中腰。另有两根条带，其上端与环套形带相连系结一起，然后两根条带沿着面的双颊下引系结颔下，带尾垂于颈前。这样就把冠固定在头顶上。从残留的彩绘痕迹观察，冠为赭色或朱红色，个别为白色。双板长冠，冠的形状与单板长冠相同，大小宽窄相似。所不同者仅仅是在冠的正中有一条纵行缝，说明是由左右两片大小相同的长板并列拼合而成。其系结方法和颜色、质地与单板长冠相同。戴单板长冠者为御手俑、车右俑及下级军吏俑，戴双板长冠者为中级军吏俑。

《后汉书舆服志》记载：“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纟丽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又说：“楚冠制也。”可见长冠最早是楚国的一种冠制，秦灭楚以后，将其吸收过来，用于军中的中下级军吏和御手及车右及地方小官吏，刘邦在作为亭长时曾戴过此种冠。《史记高祖本纪》中有：“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后汉书舆服志》中云：“初高祖微时，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楚冠制也，民谓之鹊尾冠，非也。祀宗庙诸祀则冠之，皆服均玄，绛缘领袖为中衣，绛绔袜，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帻绔袜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为祭服，尊敬之至也。”其后注云：“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刘氏冠”。由此可见，由于汉高祖早年戴过这种冠，所以在汉代，长冠被定为官员的祭服，在祭祀宗庙及大型祭祀活动中，具有爵位的高级官吏才能冠此冠，《汉书舆服志》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纟熏下。……百官执事者，冠长冠，皆祗服。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皆均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者，各服常冠均玄以从。”同时，长冠也作为朝服，《后汉书舆服志》：“惟长冠，诸王国谒者以为常朝服。”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一件木俑，头上戴有长冠，其形制与秦俑坑出土的长冠大体相似，也呈长方梯形板状，前端平直，后端扬起，末端下折，冠带系于颔下[6]。但其板的长度却较秦俑的长冠长得多，后段凌空斜置于头顶之后。

秦初灭六国，吸收六国的冠制，赐于近臣，所以秦的冠制种类多，样式繁杂。到了汉代，伴随着封建礼制的逐步完善，冠饰逐渐和衣饰结合在一起，来区分等级和尊卑。

二

袍服是秦汉时期的主要礼服。袍服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那个时期的袍服，只是一种纳有絮棉的内衣，周礼玉府》郑注：“燕衣服者，巾絮、寝衣、袍泽之属。”《论语乡党》：“红紫不以为亵服。”皇侃疏引郑注：“亵服，袍、泽。”《诗无衣》中“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亦用此义。秦始皇制：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秦时的袍仍保留着内衣的形制，袍服外加有外衣，东汉以后，逐渐以袍服作为外衣。

秦俑中着袍服者多是将军俑，仅个别的武士俑着袍服。小理从现已出土的7件将军俑来看，其袍服的主要特征是：交领右衽，双襟宽大，几乎把身体包裹两周，长度一般在膝下，分内外两重，内层比较厚重，似为棉衣，外层较薄，似加罩的外衣。过去有人称之为双重长袍，也有人称之为双重长襦。从《释名》中的定义看，应是早期加罩外衣的袍服形制。另外，在秦陵西侧约20米处的一座铜车马坑中，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上的立式和跽坐的铜御官俑，身上穿的亦是加罩外衣的袍服。这两件铜御官俑均戴坑中将军俑所戴的鹖冠，其中立式御官俑身上还佩有环绶。据《后汉书舆服志》：“紫绶以上，”纟逆绶之间得施玉环。”在当时，只有将军以上的职位才能配紫绶，所以此御官俑至少是将军或将军以上的职位。这说明当时，身穿袍服标志着较高的身份地位。庶人穿袍者较少。而秦时的普通百姓多穿襦衣。袍与襦的主要区别在其长短上。郭宝钧先生在《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中说：“襦衣就其长短而言，又有长襦、短襦、腰襦的分别。衣的下摆齐膝者为长襦，位于膝上者为短襦，齐腰者为腰襦。”从这一点上看，襦衣要比袍服短。襦又有禅襦、复襦的区别。如《释名》中说：“禅襦，如襦而无絮也。”那么如襦而有絮者，当为复襦。经死条有“衣络单裙襦各一”。又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的木牍上记载了秦军士兵黑夫的家书，其内容为“黑夫寄益就书曰：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今书节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心以为禅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由此可见，秦时确有禅襦、复襦的区别。前者为夏衣，后者为冬衣。黑夫可能是冬天时穿着复襦离家到部队服役，冬去夏来，急需夏衣禅襦，故写信向母亲索取。因襦衣比袍服短，其形制又比较灵活，所以比较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劳作和士兵的行军作战，成了当时普通的常服。在秦俑坑中，中下级军吏和普通士兵，大多数穿的是长襦，个别穿短襦。此外，在秦始皇陵东侧上焦村的马厩坑中出土的跽坐俑，以及陵的封土西侧珍禽异兽坑出土的跽坐俑，他们的身份是饲养马或鸟兽的仆役，身上也同样穿着长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囚有寒者为褐衣。”可见罪犯常穿褐衣。褐衣，实际上是襦衣的一种形式，因其布的质料是麻布或粗布而称之褐，一般为下层劳动者或卑贱者服之。

汉代四百年中，袍服一直作为礼服。《后汉书舆服志》：“乘舆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今下至贱更小史，皆通制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后逐渐发展成外衣的形制。《墨子公孟篇》所称：“缝衣博袍”，就是汉代所服的一种宽大的外衣之袍。在山东清孝堂山下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可见这种袍的形式。

东汉时有一种礼服称之为。是一种宽大的直裾长衣，卷四：“，江淮南楚谓之，自关而西谓之。”后汉书刘盆子传》李注：“帷谓之，亦谓之童容。”童容实际上是根据其宽博而下垂的形状得名的。《释名释衣服》：“，言其宏裕也。”其意相同。在西汉时已经出现，但当时还不被认为是正式的礼服。《史记武安侯列传》说田恬“衣入宫，不敬。”索隐：“谓非正朝衣，若妇人服也。”到西汉晚期，情况就有所变化。这时不拘男女，都可穿。《汉书隽不疑传》：“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蒠，衣黄。着黄帽，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到了东汉初，耿纯“与昆弟诉、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奉迎刘秀时，“皆衣缣、绛衣。可见这时对的看法已有很大不同了。

履在古代服饰中虽不很显眼，但履的式样和质料也反映着人们的身份和地位。《释名释衣服》说：“履，礼也，饰足以为礼也。”履可以制作得很讲究。《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说：“景公为履，黄金之綦，饰以银，连以珠；良玉之，其长尺。”等级较低的履虽不用金綦，但也有花纹的布帛缘边。秦汉时，舄和履有一定的区别，《诗经豳风九袴》曰：“赤舄几几”，郑氏曰：“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冕服之舄。”庐陵李氏曰：“天子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履。”可见舄代表着较高的地位。另秦汉丝履为贵，麻、草履则表明地位低下，《中华古今注》中有云：“周文王以麻为之，名曰麻鞋。至秦以丝为之，令宫人侍从著之，庶人不可。”秦时多有着靴者，如秦俑坑中的骑兵俑一律穿靴，部分铠甲俑也穿靴。靴，是一种革履，本胡服，赵武灵王改革服制实行胡服时，中原始穿靴。又《韵会》说：“胡人履连胫谓之络缇”。秦俑坑武士俑所穿

的靴，筒高15厘米，似今天的短革幼皮靴，亦可称之为络缇。从秦俑坑出土现象可以看出，着靴的士兵俑并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而大部分将军俑和中下级军吏俑着履而没有着靴，这说明在秦代着靴并不反映人们的身份和地位，而主要是用于骑兵中。在咸阳杨家湾出土的汉兵马俑中，一军官俑的脚上穿着华丽的长筒靴，显然这长筒靴已是身份地位的标志了。这说明伴随着骑兵的进一步的发展，在汉代，着靴更为普遍了，而不同形制、不同装饰的靴子也逐渐成为礼制的象征，反映着人们的身份、地位。

三

在秦汉时期，冠饰及其相应的衣饰质料、式样和颜色在古代是明显的等级标志，而佩绶制度是区分等级尊卑的又一显著特征。《后汉书舆服志》有：“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癛，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癛，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癛非兵旗，于是解去癛佩，留其系以为章表。癛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绶实际上是种丝绦，它的长度、绪头及颜色组合是官阶等级的主要标志。《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乘舆：黄赤绶，五采，黄赤缥绀淳黄圭，长二丈九尺，五百首。王赤绶，四采，赤黄缥绀淳赤圭，长二丈八尺，三百首。诸国贵人相国绿绶，三采，绿紫白淳绿圭，长二丈一尺，百四十首。将军紫绶，二采，紫白淳紫圭，长一丈七尺，百八十首。九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绶。二千石，青绶，三采，青白红淳青圭，长一丈八尺，一百二十首。自青绶以上，皆长三尺二寸，舆绶同采，而首半之。……紫绶以上，绶之间得施玉环玦。千石六百石，黑绶，三采，青赤绀淳青圭，长丈六尺，八十首。四百丞尉、三百长相、二百石，皆黄绶，一采，淳黄青，长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绶以下，长三尺，绶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绀绶，一采，宛转缪织，圭长丈二尺。凡先合单纹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为一圭，首多者丝细，少者丝粗，皆广六寸。”秦陵铜车马御官俑所佩的环绶是秦绶的形象资料。此环绶铸为青铜质，与青铜御官俑的俑体连在一起。环外径3.7厘米，内径2厘米，在黄色的底色上(因锈蚀现已变成黄用白色绘着密布的谷粒纹，但能看出原物为玉质。玉环系于绶之间，绶于环的上端，长7厘米，宽0.8厘米，”上端折曲压于剑带下，系于革带上。绶系于环的下侧，折转上提，末端插入腰带上面的斜行衣襟下[7]。这种加环之绶表明了此御官俑的身份较高，应是紫绶以上即将军以上的职位。

汉初沿用了这种制度，并加以双印佩刀之饰。《后汉书舆服志》记：“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印一般系于绶的一端，放于衣内或衣侧的囊中。《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有：“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腰。”又《晋书舆服志》：“汉室着囊者，侧在腰间，或谓之旁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紫囊盛绶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时。”一般将印放于囊中，将绶垂于腹前，别人一看便知其身份地位；但如果把印和绶都塞在囊里，那就难以识别佩带者的身份了。《汉书朱买臣传》说他拜为会稽太守后，“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群吏于是大惊，挤在中庭拜谒。马王堆一号墓出有“妾辛”蜜印，印钮系有长丝带，只是丝带比较细小简陋。汉代有佩刀之制，而史料中多处提到佩剑之制。佩剑的风尚在春秋战国时就比较盛行，汉也多有佩剑。《晋书舆服志》说：“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后汉书舆服志》注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带剑。”而官阶地位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剑带和剑鞘的装饰上。

至孝明皇帝时，除了佩绶制度外，还增加了大佩制度。所谓大佩，就是用各种玉制配件组成的成串饰物。《后汉书舆服志》：“至考明皇帝，乃为大佩双玉瑛，皆为白玉。”这时玉饰在各地都屡有出土，它们的组合方法略有不同，一般上部为弯型的曲瑛，以联系小璧，中有方形、上刻齿道的琚瑀，旁有龙形的冲牙，并用五彩丝绳贯串，瑸珠点缀其间，下施彩。这种大佩多为祭祀、朝会等重要场合使用，日常家居则不能佩带。

四

秦汉时期，衣服的质地和颜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服饰礼仪的一种反映。在这方面，史料上比较零散，又缺乏实物资料，一直没有完整的认识。但从零星的资料中，也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秦汉时，主要以丝织品为贵，普通老百姓则穿布衣或粗麻织的褐衣。如荀子大略李注：“褐，织毛布之衣，贫者所服。”《中华今古注》中则有：秦时“三品以上绿袍深衣，皆心以绢为之。”汉代后期，随着丝织工艺不断提高，贵族的衣饰则更为讲究。《汉书江充传》：“充衣纱鄃禅衣。”颜注：“纱鄃，纺丝而织之。轻者为纱。皱者为鄃。”而奴婢则不许服丝织品，汉成帝永始四年明确下诏，禁止奴婢“被服绮鄃”。《后汉书明帝纪》李注引有：“乘舆刺绣，公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可见，汉代衣服质料所反映的等级则更为明显了。

秦汉时期的服色在史料中有些记载，但实物资料较少。秦自谓得水德，故衣服旗帜皆上黑。《后汉书舆服志》中也有记载：“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均玄。”《中华今古注》中又有：“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而此说与兵马俑的服色却不相符。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了上千件武士俑，从其残存的颜色来看，他们的服装五颜六色，没有统一的规定，也没有等级区分。服色的种类有朱红、枣红、粉红、深绿、粉绿、粉紫、暗紫、粉白、天蓝、褐等色，色彩艳丽，色调明快。一般士兵和地位低微的杂役俑，也穿有红色和绿色的衣服。袁宏的《后汉纪》中有另外一条记载：“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礼，周衰而其制渐微，至战国时，各为靡丽之服。秦有天下而收用之，上以供自尊，下以赐百官，而先王服章于是残毁矣”(转引至《东汉会要舆服。此说似可信。汉初仍实行此制，即所谓“汉初定，与民无禁”。注：“师古曰：国家不设车旗衣服之禁”(《西汉会要舆服，到汉成帝时规定，青绿色是一般庶民常服的服色；在官府服役的地位低下的人穿白衣(参见颜师。东汉明帝时，服饰礼仪方面有较大的变动。《后汉书舆服志》中明确写到：“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衣裳玄上下。”并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为装饰。而普通百官则是“均玄而从”。

五

总之，秦汉时期服饰礼仪的变化是反映在多方面的。这个时期也正是封建礼制逐渐形成的时期，由于从春秋战国之间开始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造成的结果，旧的一套制度摧毁了，新的封建制的服饰等级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因而从战国到秦王朝至西汉初年，在衣服的颜色和质地方面表现了多样化，所谓“秦冠汉佩用舍无常”，也就是反映当时服饰礼仪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东汉时期，服饰礼仪制度逐步完善，无论是冠制、配绶和服饰的质地、颜色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为后代服饰礼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秦俑秦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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