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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岳无缘现在还是安全的——这让他稍稍平静。

“我可以申请去现场吗？”花常乐问。

之前的小警员说：“你说那里面有你的亲属，我觉得方队长不会同意的，你先冷静，千万别冲动……”

事态紧急，岳无缘命悬一线，花常乐第一次切身体会到那些被害人家属的心理，在关键的时候，法律不能救他们亲人的性命。冲动之魔鬼缠着他的心，他不得安宁，即使他认识岳无缘没多久，即使他和岳无缘是假结婚，即使岳无缘是个性格糟糕的小混蛋，即使……这世界上哪他妈有这么多即使！那份焦虑冲昏了他的头脑。

就在这时，女法医一声不吭拉着花常乐出去。花常乐还没意识到怎么了，他哽咽着问：“孟姐……你怎么了？”

“你的亲属在里面，是不是？”女法医问。

“对。”花常乐意识到什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同理心多是出现在经历相似的人身上。

女法医的表情冷若冰霜，然而那目光里生着濒临崩溃的怨火，她没有多语，只问了一句：“你过去救他吗？”

出于职业习惯，花常乐纠结了一下，如果他走了……他不能走。但是岳无缘在里面。他不能走。但是岳无缘在里面。即使他知道自己擅自离职也不能对岳无缘的生命安全有什么好处，但是他不甘心——面对惨烈的现实，他只能做个卑微的局外人。天崩地裂的焦虑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说：“我想去。”

“好。”

女法医说完，拉他离开警局上了车。

第十三章局外人（二）

车子启动的时候，花常乐犹豫了。他不该走，走了也没有用，但是那种崩塌式的焦虑狠狠砸在他的身上，他不愿回头。他望着窗外，人与景都在灰蒙蒙的空气中渐行渐远，唯有泛光的彩灯格外瞩目。也许是因为眼花，他感觉远方的霓虹和交通灯被一根手指抹开，晕了光华，散了颜色。他问坐在驾驶座上的女法医：“那个女孩子也在图书馆吗？”

女法医点了头，然后继续专注地望着阴沉沉的前方。这鬼天气像是要下雨了一样。

花常乐寻思着找个话题缓解心理压力，他不想沉浸在焦虑中，就随口问道：“能透露一下吗，为什么？”

——为什么，这句话是在问女法医，也是在问他自己。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愿意豁出一切去接近命悬一线的岳无缘，为此甚至愿意丢下自己的未来。作为警察的理性告诉他，这是幼稚冲动的表现，也就是心理素质不过关。就像很多年前他的老师对他说的——像他这样情感丰富的小子根本不适合当警察。

所谓的正义执法者可不是幼稚少年眼中高高在上的英雄主义，那份威风凛凛背后有很多看不见的坎坷，首当其冲就是执法者需要强大的情绪控制力。而花常乐呢，直到他坐在女法医的车上才认清现实——他在自我与本职的博弈中一败涂地。

女法医还是看着前面，像是什么也没听见。

前面的车距离他们的视窗越来越近，最后快要贴上他们的车头。交通堵塞让他们无法前进，这时候女法医才正面回答问题：“那孩子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死掉了，大巴在高速路翻车，全车乘客无一生还。”

花常乐问：“那孩子是你的亲戚吗？”

“她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她说：“那时候我在外省负责那个案子，她在外面等他的父母，实际上她的父母已经死了，完全没有回来的可能，但是她无处可去。我还记得那天，和今天很像，雾蒙蒙的，看着就要下雨了，她带着作业来做，欠了一周的作业，一沓数学卷子，她坐在大厅那里，把草稿纸画得乱七八糟的，却一个数字也写不出来。后来，我收养了她。”

“你把她当女儿吗？”花常乐本想说“代替女儿吗”，最后还是没敢说出口。

女法医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她愣了片刻，才说：“我不知道。”

就在这时，前面的车子动了。

女法医继续驾驶，但是不再沉默，也许是“女儿”一词勾起了她的回忆，她开始叙述一段往事：“十多年前我就是法医了，专注于工作，兢兢业业，后来有一天，我女儿被绑架了。我以为我的丈夫会救她出来，我相信他，那时候我相信他——我就是一个傻子。也许那时候……如果那时候，我擅自离职，虽然也没法救出我的女儿，但是至少我能作为一个母亲为她努力。但是我没有。那个混蛋也没有。”

花常乐小声说：“我能理解。”

女法医没有看她的听众，她望着前路，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停下。

潮湿的地面反射水光，看得出这个片区之前下了大雨，现在也说不准之后的天气怎么样，那乌云还在他们头顶上。前面人来人往，与他们无关，行人踩在斑马线上，泥浆打在褪色的牛仔裤上。

女法医说：“口头理解不算真正的理解，我也不需要理解，我只是想，如果有一个机会，我不会再做那样的选择。现在正好有一个机会，我这么说，我这么做，我承认我是个蠢货。我想救那个孩子，不是因为我是她的‘母亲’，原因很复杂，我不想知道，也不愿去想，我只是想做。”

行人走完了，但是红灯还没有变成绿灯，她毫不犹豫地踩了油门。而这知法犯法的行为被前方闪烁的监控器照了下来。

花常乐想提醒她，话到嘴边又吐不出来，他知道，她也知道，事态紧急。这一刻，他倒是希望自己想着岳无缘——只想岳无缘——而不想其他事情。多余的信息让他心乱如麻，他的意识就像头顶欲雨的乌云。

花常乐靠在窗边，对着外面转瞬而逝的商铺和居民楼说了一句：“我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也许是别人，也许是他自己。

“我也不知道。”女法医说。说完，她脸上浮现出隐隐的苦笑。

这种尴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他们下车。

他们运气不差，到场的时候正好躲过了交通管制。现在周围的车道都在管制范围内，外圈路况堵得一塌糊涂。事发突然，警方必须减少这里的群众，但是就算他们在努力疏散，现场的人还是很多。

围观的群众被拦在警戒线外面，人挤人，像是要挤出肉渣一样。人质的家属冲在最前面，里面甚至有几个老人，他们哭得声泪俱下，余音都在不安地颤抖。他们的亲人在图书馆里面，但是现在他们连叙述自己痛苦的心态都很难。痛苦像是不透气的塑料膜，包裹着他们的心肺和喉咙，那些绝望的字词被复述了千万次，活像一颗负重的恶性肿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