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章（1 / 2）

状以更大的频率出现。因此，最佳的处方不是“默默地做”，而是“坦然地将它说出来”。

患者在未晓人事的少女时代，因女家庭教师的“性骚扰”，而使她在事后的清晨出现形同虚脱的症状。此一创伤性经历显然已被排除在患者的意识层面之外，连开启潜意识心扉的催眠术都无法让她忆起，但它却存在于别人的记忆里。弗洛伊德很幸运地从a医师那里获得此一创伤性经验的资料，他将它转告病人，让她重新面对它，疏导她郁积的情绪，晨间僵死症状即奇迹般地消失。

本档案和前一档案中的女歌唱家的搔背事件，其情感创伤都与“性”有关。不只弗洛伊德的病人有这种现象，连当时与之合作的布鲁尔医师的病人也如此。譬如布鲁尔医师就曾诊疗过一个12岁、害羞而内向的男童，有一天从学校回家后，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抱怨头痛而且吞咽困难。家庭医师以为是感冒引起的，开药给他吃，但病情在数天之后仍无起色。病童一直拒绝吃东西，如强迫他吃，他就会呕吐；整天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当布鲁尔医师往诊时，距离病发已有五个礼拜。

在检查而无所发现后，布鲁尔医师觉得他的症状可能有心理因素，但男童的父亲和男童本人都说“不可能有这种事”，询问学校的老师，老师也说他在学校里并未有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布鲁尔准备向他施行催眠术，但后来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在病童母亲聪明而温馨的询问下，病童终于流泪说出如下的遭遇：原来病发当天，他在从学校返家途中，因尿急而到路边的厕所方便，在厕所里，一个陌生男人突然走到他身边，掏出生殖器，要男童将它含在嘴里，他极度恐慌地跑开，回家后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出现了上述的症状。

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新娘（2）

病童的吞咽困难，显然是对将陌生男人的性器含在嘴里的象征性抗拒。但当他说出这个创伤性经历，抒发他的惊恐与愤懑，并得到父母和医师的安慰与保证后，他的症状也就消失了（布鲁尔诊疗这位病人时，因为离那次创伤经历的时间甚近，所以病人还记得它，但如果时间拉长，此项记忆可能就会受到潜抑，而只剩下象征性的症状）。

从诊疗经验中，弗洛伊德发现多数转化型的歇斯底里病人，在早年多有过“性创伤”的经历，几乎每个病人在童年时代都有被成年人“性诱惑”或“性骚扰”的历史，这使他们在青春期之后对性的讯息极为敏感，当被潜抑下去的记忆及情感再度受到“拨弄”时，即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身体症状，或原本已存在的症状变得更加明显、益形恶化。于是他大胆地提出“性源说”，认为歇斯底里症主要是来自性的潜抑或压抑（suppression，压抑是意识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却不能说、不敢说、隐忍不说；而潜抑则是将它驱赶出意识层面，无法忆起）。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也许失之狭隘（当年，布鲁尔医师就是因为不同意他的性源说而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后来，阿德勒和荣格等和他绝裂，多少也是肇因于此），但就像所有的学派宗师，都是在“一以贯之”的信念下，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的，这也许是弗洛伊德“宗师的个性”使然。不过他的理论也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在弗洛伊德所处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弥漫着保守、伪善、虚矫的性道德，他的理论似乎在告诉世人，因为性本能受到扭曲，而使很多人产生了光怪陆离的心理病痛。

对于这种病人在早年受到性诱惑或性骚扰的说法，后来发生了一些插曲。随着诊疗经验的累积，弗洛伊德慢慢发现，病人所陈述的性诱惑或性骚扰事件，经常是“虚构”的，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只是患者的幻想而非事实，为了解决这个窘境，使他转而认为人类的性欲及性幻想并非在青春期之后才出现，在童年时代，性亦是一种强烈而重要的生物本能，结果这又成为他“性心理发展理论”的源头。弗氏指出，“性创伤事件”也许不是童年“真实的经历”，但却是“真实的幻想”、“真实的记忆”，它们仍然会对当事者的心理造成影响，并转而影响其生理。

攻击他的人对此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男科学家”认为，病人之所以会“捏造”这些性创伤事件，主要是弗洛伊德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在催眠或自由联想中，一再“暗示”或“诱导”病人说出这类的告白，病人或者怯于他的权威，或者为了迎合他，才言不由衷地说出“性的谎言”。因此，弗洛伊德不仅在愚弄病人，也在愚弄自己，所谓“潜意识”或“精神分析”，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而非科学。

“女性主义者”则说，那些病人（以女病人为主）所说的性创伤事件其实都是真的，弗洛伊德后来改口说它们可能是假的，其实是为了“替男人脱罪”。因为诱惑、骚扰这些无辜女孩的都是丑陋的男人，甚至是表面上一本正经的伪君子。为了避免“丑化”男人，所以才说那不是“真”的。

弗洛伊德的辩解及上述两种攻击论调，都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证明”病人主观陈述之真伪？或者，它们根本就是难以“证明”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我们确实难以验证病人说法的真伪。在这个档案里，好像有a医师这个“人证”，但我们又如何验证a医师的“回溯性记忆”有无虚假、扭曲的成分？面对一桩变态心理档案，就像面对一个棘手的案件，在证据不足，甚至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自由心证”。但医师不是“法官”，他要做的也不是“法官”该做的事；而对于你我来说，当然更非如此。对于这样的档案，甚至说这样的“故事”，我们要付出的并非“科学的质疑”，而是“同情的了解”。当弗洛伊德将精神医学带离唯物的医学模式时，就已预示了这种后果，但也使我们更接近活生生的人生——“半是真实半是诗”的尘世。

在芸芸众生中，这“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事。天下事无奇不有，还有什么比这更“确凿”的事实？

被爱灌溉的仇恨（1）

“如果我必须切断喉咙，我就会切断喉咙——现在我就是如此。但我的家人也必须为此而得到某种教训。”

一位39岁的中年男子，因某次意外事件而使背部受伤，产生严重的下背痛。他虽然强自忍耐，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住院寻求进一步的治疗，经过详细的检查，医师诊断为第四与第五腰椎间盘突出，于是为他施行了椎间盘手术。

手术完后一段时间，病人背部仍有中等程度的疼痛，医师再度检查，诊断为“脊髓蜘蛛膜炎”，显然是一种手术的并发症。医师建议他再进行另一次手术，但病人拒绝了，而且毅然出院。这种并发症虽然痛苦，但他仍忍痛而如常地工作和从事各种活动。

关心他的家人一直认为他的病还没好，而要他再接受治疗。在家人软硬兼施地一再催逼下，他终于又住院，也同意进行另一次手术。

（）.

但这次手术后，情况却反而变得更严重，他竟卧床不起，丧失了行动能力，不过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整个脊柱和颈部肌肉都变得无力，不仅无法走路，甚至连坐都没有办法。

“越帮越忙”的医师很谨慎地再为他做一次彻底的检查，结果却找不出任何生理病因。医师怀疑他的“丧失行动能力”可能有潜在的心理因素，于是用药物对他进行催眠，结果发现他隐藏了以下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