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1 / 2）

山峻岭里，根本没有人知道如何与他联系。但是美国总统却很快与他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合作关系。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名叫罗文。

罗文是个普通的美国陆军上校，他在接受了送信的任务后，只是把信小心地贴身收好，甚至没有问下加西亚将军在什么地方就出发了，因为他知道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他加西亚到底在什么地方。

罗文怀揣着自己的使命，历尽千辛万苦，在三个星期后，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勇气与胆识，终于在古巴的大山里找到了加西亚将军，成功地完成了送信的使命。

这本书字数不多，故事也非常简单，但出版后却下风行全美，后来被译成各种文字，风行全世界，很多企业把这本书奉为企业内部培训的典范。究其原因，就是罗文身上的那种执行力，那种忠实的行动能力。

般人做事情，太计较成败得失，太顾虑各种条件与因素。在《致加西亚的信》的开篇，作者哈伯德就举了例子，他说如果有个老板，他有六个等待任务的手下，他把任何个叫来让他去查下百科全书，把个叫克里吉奥的生平做成篇摘要，哈伯德打赌说没有个人会只静静地回答句：“好的，先生！”他们定会问：“他是谁？”“他去世了吗？”“哪套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放在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吗？”“为什么不叫乔治去做？”“这事急不急？”“为什么要查克里吉奥呢？”

哈伯德打赌说接到任务的人绝不会毫无怨言地接受任务，因为他们都不是罗文。而罗文身上那种不抛弃不放弃不抱怨不狐疑的忠实的行动能力就是大多数人最为缺乏的种执行力要素。

曾国藩身上毫无疑问也有这种忠实的行动能力。他旦认定这是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他就不会半途而废，任事情再艰难，也破釜沉舟，勇往直前。像裁军这件事搞得不好就里外不是人，甚至还有局面失控的危险，般人做起这种事来，总会前怕狼后怕虎。而首鼠两端狐疑不定正是做事情最大的忌讳。

这就要说到“忠实的行动能力”中的那个“忠实”了。般人以为所谓忠实是对上级对领导的忠实与忠诚，所以甚至有人认为罗文不问情由，接下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体现了某种愚忠，而很多企业老板要求员工读此书也只是为了给员工洗脑。企业老板的私心我们不去论，其实罗文身上的那种“忠实”就行动力与执行力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对人的忠实，而是对任务本身的忠实。就是你旦领取了任务，就要忠实于这份责任，这种忠实才是行动力中最关键的因素。

很多人评论曾国藩，说他忠于清廷多少有愚忠的成份，这也确实如此，但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更多地想到的是对责任的“忠实”，所以他不做则已，做就百折不挠，直到把自己所要担负的责任兑现，这种能力就叫“忠实的行动能力”。

第二，执行力要有分析策划的能力。

曾国藩在日记中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治事四法，说：“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曾国藩全集·日记》“经分”和“纶合”就是分析与综合的意思，“详思”和“约守”就是详细思考与约束职守的意思。这里面，“约守”是种底线的问题，我们放在后面讨论。前面三条其实都是说执行力要有分析与策划的能力。

这就是他所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不可”的道理所在。不论是“规模远大”还是“综理密微”，都不能缺少“经分”“纶合”与“详思”的分析能力策划能力。尤其是“规模远大”处，也就是要有全局观整体观与战略性的目标，这种眼光与思路的培养对于执行力来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曾国藩要裁撤湘军，并不是突然心血来潮之举，他早在湘军攻克天京前两年就想到了这点，甚至与弟弟进行过多次讨论，预先做了关键人物的思想工作。更不用说他为裁军秘密筹备了相当数量的裁军经费，这种深谋远虑体现了他强大的策划能力。

当然，曾国藩最强的策划能力还表现他与太平军长达十数年的鏖战上。毛泽东评价曾国藩说：“观其收拾洪扬役，完美无缺。”《毛泽东早期文稿》其实从战术的角度看，曾国藩的军事艺术根本无从谈起，要不然他也不会相信他亲临战场就要打败仗的宿命论了。但毛泽东这句“完美无缺”的评价放在战略上就点也不过分了。

当时天下局势大坏，清政府军事濒危，所有人面对强大的太平军只知道拆东墙补西墙，结果墙墙连倒，清军败成团。在纷乱的世局中，只有曾国藩经过缜密的分析，策划并确定了沿长江中下游线步步为营，逐渐压缩太平军生存空间的战略主张。其中，湖北武昌江西九江安徽安庆江苏南京是四个必须争夺的战略据点，攻占战略据点为湘军作战主要任务，不管太平军如何围魏救赵声东击西也绝不动摇。这战略思路的确立可以说从根本上决定了湘军与太平军的作战态势，太平军虽然不乏能征惯战的点将，但缺少曾国藩这样的战略大师，所以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这种战略策划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才称他书生带兵，这仗却打得是“完美无缺”。

其实曾国藩的长处正在于此。他既有良好的行动习惯，又有良好的思维习惯。

他善于相人，乃至世间纷纷传他是晚清相面大师，其实他只是善于观察与分析。他深谋远虑，甚至晚清官场说他是老谋深算的政坛老手，其实他只是有全局观，看得远，并长于谋划，也就是策划能力。所以中国近代史上我们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那场洋务运动不是由别人开启，而是由曾国藩来开辟就容易理解了。

他方面敢于实践，不怕试错，所以奕李鸿章等人只知道“建船不如买船快”，但曾国藩却知道“买船不如建船稳”，建船就是再麻烦再有错，它的行动意义却要远超过简单地买船。另方面，他之所以敢如此实践，招揽科学家建安庆内军械所，委托容闳建江南制造局，虽然眼前之利是为了战争的需要，但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提出搞洋务运动的初衷与出发点却是为了国家与民族“徐图自强”的长远规划。这点我们至今深受其惠，这也是曾国藩能担起这历史重任的关键所在。

第三，执行力要有措施与细节上的操控能力。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综理密微”之处，他的家训中还有句名言，相比较“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更易理解，他说：“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曾国藩全集·家书》这话就很直白了，“大处着眼”是“经分”“纶合”，是“规模远大”，是有全局观与分析策划的能力。而“小处下手”则讲的是措施与细节上的操控能力。

事实上，若缺乏了措施与细节上的操控能力，所谓的“大处着眼”，所谓的“规模远大”，终究是场空。所以，管理学上直流行句话——“细节决定成败”！

曾国藩的裁军，看似谈笑间指挥若定，其实是危险处举重若轻。方面朝廷对他深以为忌，另方面自己兄弟心有不甘，群情激愤，稍有不慎，小则哗变，大则揭竿而起，不是没有可能，甚至可能性极大。曾国藩要不提裁军还好，还可以缓释各方面的矛盾，提裁军，简单就把屁股挪到了火山口上。这其中，招错就会满盘输，所以他对行动细节是非常讲究的。

他裁军先从身边人裁起，最先裁的是自己亲弟弟曾国荃的部队，曾老九虽然心气不服，毕竟还是受大哥教育多年。曾国藩为了收服曾国荃之心，又为他大过生日，又为他写诗，弄得曾国荃唯有用场痛哭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搞定了曾国荃，就搞定了吉字营，搞定了最难搞的吉字营，其他部队就容易得多。

另外，曾国藩为保证裁军的顺利进行，还秘密筹备了大量裁军经费，这个细节的努力非常关键，否则他的裁军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完成。

还有个细节，更能说明曾国藩的行动智慧，他在上表朝廷裁撤湘军的同时提出要“裁湘留淮”，这可是他裁军过程非常关键的步。也就是裁掉他曾国藩麾下的湘军，保留李鸿章麾下的淮军。

我们都知道，晚清史上有“淮自湘出”说，我们也讲过李鸿章办淮军的历程，可以说没有曾国藩的扶持与帮助，就没有李鸿章的淮军。况且李鸿章是曾国藩最为得意的弟子，更是他政治上的接班人，保留了淮军，虽然曾国藩自剪羽翼，但绝不至于受制于人，而湘军即使全体解散，也因此不会有后顾之忧。另外，慈禧也正想扶持李鸿章以削弱曾国藩的影响，所以这个建议是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

最后，李鸿章在裁军大潮下象征性地裁了几千老弱病残就顺利过关了。这样来，虽然湘军被裁，但曾国藩还是安稳地做他的两江总督，虽然淮军略裁，李鸿章还是唯老师曾国藩马首是瞻，而朝廷对这两位地方诸侯也放下了猜疑，整个局势就这样安稳了下来。

所以统观曾国藩的裁军过程，从两年前的长远谋划，到数月间雷厉风行的实施，从全局的安排，到细节的精当，他就像个高明的棋手，举重若轻，指挥若定。这就是真正的执行力，忠实的行动能力全局的策划能力细节的操控能力，缺不可。

第四，执行力还要有行动的原则与底线，曾国藩称之为“约守”。

前文提到他的“治事四端”，最后条“约守”是约束职守的意思，般以为曾国藩说的是做领导的要对团队成员约束其职守，这样才能使人才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其实这种理解还是很片面的，或者说是不全面的，尤其从曾国藩提出“治事四端”的执行力要素来看，没有点中曾国藩提倡“约守”的窍要。

关于“约守”这个词，曾国藩在家训里多次提到，他在教育子女时还把这个词反过来使用过，他教育孩子学习的时候说：“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两句，所谓守约也。”《曾国藩全集·家书》这是说修身的道理，最重要的是把握最精要的原则，不要贪多务滥，这也是老子知黑守白知博守约的道理。

修身如此，做事也是如此，“治事四端”的“约守”只是让别人让手下约束职守吗？曾国藩向来是严于律己又勤于教人的人。他要是要求别人“约守”也定会从自己做起。你看他说“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前三个都是说的自己做事的经验，最后条是与前三条并列的，怎么可能只说别人不说自己呢？所以做事时的“约守”既是让别人“约守”，也是让自己“约守”。

那么如何才算是自我的“约守”呢？

举例来说，曾国藩晚年所遭遇的滑铁卢事件就是天津教案。1870年慈禧命曾国藩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限于职责所在，并没有推辞。任命下来后，所有的好友，包括他的儿子曾纪泽都劝父亲别去揽这个烂摊子，说这事绝对是让人身败名裂的事儿。可是曾国藩既然领命，绝不肯退缩，这就是他忠实的行动力了。他临行前买了口棺材，写下了句“大将不辞刀头死”，便凛然上路了。后来果不其然，曾国藩生英名尽毁于此，被人因此骂作汉卖国贼，以至晚年郁郁寡欢，最终英年早逝。

就是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那位著名的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作为曾国藩的随行翻译也跟他到了天津。在办案期间，容闳提出了选派留学幼童去美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的建议。曾国藩听这主意非常好，立刻表示容闳尽管可以放开手去做，他会全力支持的。

后来天津教案失利，曾国藩在举国责骂声中辞去直隶总督之职，又回到南京当两江总督。他虽然心情不佳，又事务繁杂，但对于当年答应支持容闳的留学生计划却念念不忘。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他的学生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他原来的幕僚江苏巡抚丁日昌对这件功在千秋的事都非常支持。但这对于鼠目寸光的晚清政坛来说，毕竟是前所未有甚至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官场非议嘲笑之声不绝，都说曾国藩是老糊涂了，前面天津教案的纰漏时犹未远，现在又要搞什么留学生计划，真是越老越糊涂。

曾国藩虽然这时身体与心情俱不佳，但对满朝的讥讽却不以为然，反复上奏陈说留学生计划的利弊得失，最终帮助容闳完成了这桩教育救国的巨大心愿。1872年8月11日，容闳带着首批30个留学幼童从上海出发，踏上了远赴美国留学的道路，容闳因此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可就在五个月前，手促成了留学生计划的曾国藩却在世人的嘲讽声中落寞地病逝了。

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为人如此，做事也应如此。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反之，有所不为，也当有所必为！

曾国藩认定留学生计划是可以促使中国“徐图自强”的有益之事，虽然曲高和寡不被人理解，虽然刚刚经受天津教案的人生巨大失落，虽然身体每况愈下甚至精力越来越不济，但他还是谨守做事的原则与底线，不受人生起伏与情绪起落的干扰，把正确的事做下去，并做到底。虽然，做到底的那天他已经不在了，但自有后来人，会把伟大的事业与精神传承下去。这就是曾国藩的“约守”——

守住人生的底线，守住信仰的底线，也就守住了不抛弃不放弃的做事的底线！

所以曾国藩“挺经”求个“刚”字，梁启超就此评价说：“曾文正者，其所遭遇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困而知，勉而行，知行合，梁启超语道破曾国藩之行动力与执行力的关键。反之，目标不清计划不明用人不当流程不畅措施不力细节失败没有做人做事的底线与原则，这些就是小到个人，大到团队与组织，缺乏行动力与执行力的关键。

个顶尖的木匠要打算退休了，他向老板辞职，想回家安度晚年。老板挽留他说，再建最后所房子吧，建好后就答应让他退休。于是，木匠勉为其难地建他的最后所房子。但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越来越心不在焉了，越来越应付了事了，他用的是杂料，出的是粗活，那房子建得连刚出道的木匠都不如。

粗制滥造的作品终于完成，老板来了，把房子的钥匙交在木匠的手上说：“你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这所房子就是我们送给你的最后的礼物！”

木匠听了这话，呆住了，他看着他生中最失败的作品，心里充满了悔恨。

当你不够忠实，不够主动，不够努力，甚至丧失了做事的原则与底线的时候，你的执行力便无从谈起。

第52章高薪养廉

毛泽东年轻时曾说过句名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是说他于近代人物中，最佩服的是曾国藩。

那么，毛泽东于古人又佩服谁呢？

也有答案，他在著名的《沁园春·雪》中明确说过：“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马蚤；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看来，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代天骄成吉思汗，也不能让毛泽东“独服”，可见曾国藩于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要！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上练红军，提倡指导员下连队，要办有主义的军队，这些思路多少也有与曾国藩脉相承的地方。最有名的个例证就是毛泽东为红军所写的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术界般认为他这首军歌的创作思路应该是来源于曾国藩为湘军所写的军歌《爱民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篇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针线”；而《爱民歌》开篇则是“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从门板到针线，我们还是不难看出这之间的传承关系的。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能给毛泽东这么大的启示呢？是因为曾国藩早在他的《曾国藩家书》中就提出了“子弟兵”的概念。

我们讲曾国藩家训中“刚”的智慧，讲他的“明强挺经”，其实他的挺经智慧并不只限于个人，也在于个组织，个团队。所在曾国藩曾在家书中给他弟弟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治军原则就是——“用兵以得人心为第要义”，“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般”，“爱民为治兵第要义”。这类治军心得也算是他办湘军最重要的心得体会了。

要带“子弟兵”，要带出支有主义的团队来，曾国藩的做法并不是空喊口号。即使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他的努力也是多层面且富有立体感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借鉴学习的。

首先，高薪养廉。

明清两朝的封建专制可以说达到了顶峰，皇权与贵族阶层对普通百姓的盘剥自不待言，就是官僚机构中的官员们也在皇权的压榨下苦不堪言，因为明清两朝对政府官员直施行的是“薄俸制”，也就是低薪制。皇帝们又想让马儿跑，又不愿多给马儿吃草，所以低薪制造成的结果就是“低薪养贪”。到了晚清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就像《儒林外史》里说的那句名言，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晚清官场贪腐已成常态，甚至大量的属于贪污腐败性质的灰色收入都已经公开化了。

官场如此，军队也是如此。晚清政府军绿营兵平均每月工资是白银两三钱六分，另有米三斗。这个工资收入就当时的物价看是非常低的，因为当兵的般不只是养活自己，甚至还要养活家人。而这点工资养活自己都困难，更不用说养活家人了。

当官的可以贪污，吃空饷，当兵的只能另谋生路。当时绿营兵除当兵正职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有“第二职业”。有当裁缝的，有做木匠的，有当理发匠的，有当修脚工的，甚至有给人专门当仆人的。有手艺的就搞个手艺活干干，没手艺的路子更野，做小买卖摆摊的，办杂货铺开店的，甚至还有大量人员是贩卖鸦片的。当时三百六十行，什么行当里都有绿营兵在兼职。

这种兵，能把心思放在军事训练上吗？这种部队，能上战场打仗吗？所以绿营在晚清毫无战斗力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曾国藩深刻认识到了这种所谓“低薪制”的弊病，所以他曾经感慨地说，就算是诸葛亮重生，要用这帮绿营兵的话，那也样没辙。鉴于绿营的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牢不可破”，曾国藩提出的建军思路是“赤地立新”。用他家训中的名言，就是“另起炉灶，重开天地”。

曾国藩针对低薪制带来的弊病，提出了种“厚饷养战高薪养廉”的思路。

是对于士兵，实行厚饷制。绿营普通士兵每月只有两三钱的工资，而湘军普通士兵每月可以拿到四两二钱的工资，是绿营官兵的三四倍。罗尔纲的《湘军兵志》说，湘军士兵“除个人生活外，还可以补助家庭”，因此再无后顾之忧，专心训练，专心打仗，因此士气高昂，战斗力远胜于绿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