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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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撕文章

我们还是通过两件小事，来看看他是如何完成自我超越的。

第件我们在讲他家训中修身智慧时曾经提到，曾国藩初办团练，雄心勃勃，不仅整改团练，甚至还越俎代庖，要整改长沙的政府军绿营。结果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长沙官场直冒火。在长沙官场某些保守分子的唆使下，绿营哗变，不仅差点要了曾国藩的老命，还让他在所有人面前下不了台，以至于作为湖南团练大臣的曾国藩下成了整个湖南官场的笑柄。

依曾国藩的脾气，他是绝对忍不下这口气的。不仅他忍不下，他手下的将领也都忍不下这口气。

作为钦命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当时拥有直接向咸丰皇帝上书的特权。所以他要报复长沙官场的方法也很简单，甚至也很有效，把是非曲折写成弹劾表章，直接向皇帝那儿报就行。因为别人没有直接向皇帝报公文的特权，而他有这个特权，这就像两人吵完架，法官来判案，个有申诉的权力，个连张嘴的权利也没有，所以谁胜谁败，那是很清楚的事儿。再加上，咸丰当时最头痛的事儿就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而曾国藩不论办团练还是整改绿营，都是为了对付太平军的。所以曾国藩这个弹劾的奏章送到的咸丰那儿，皇帝的意思倾向谁那也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曾国藩长沙受辱之后，火头上当着弟弟曾国葆的面儿就奋笔疾书，写了篇声色并茂的骂人奇文，以报自己的受辱之仇。

曾国藩以前可是个话唠，再加上在北京的时候经常与人辩论争论，甚至是吵架骂人，所以这份弹劾的奏折那写得可谓是激|情勃发气势万钧。他弟弟曾国葆当时在身边，拿过来看，那感觉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不禁赞叹说：“大哥你篇弹劾表章可谓奇文，皇上见了定会严惩长沙那帮尸位素餐的家伙！”

可曾国藩听了弟弟这话，却突然皱起了眉头，他把这篇刚写好的奏折从弟弟的手里接过来，自己又细细读了遍，突然出乎曾国葆的意料，下把这篇打别人小报告的奇文撕了个粉碎。

曾国葆不明白大哥为什么把刚写完的奏折撕掉，急着要拦，结果曾国藩面色凝重地对曾国葆说出了句名言——

“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我们在修身里讲到曾国藩的这段经历时，是为了说明他的忍功。但把这种耻辱忍下去之后呢？曾国藩向来是讲究挺身入局的人，现在他练兵不成，还长沙受辱，他这种“打脱牙，和血吞”的忍是不是就是胆小怕事忍痛出局的忍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当年那个那么话唠那么喜欢吵架的曾国藩这时候已经有了另外种挺身入局的智慧，这种智慧正是克服“话唠”克服“言多必失”的法宝。

那么，这种挺身入局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呢？

要知谜底，先来看下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发生在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这年曾国藩在长达七年的艰苦转战之后，终于沿长江而下从江西打到安徽境内。虽然他花了七年的时间从湖南磨到湖北，再从湖北磨到江西，再从江西磨到安徽，但说老实话，他的日子直过得很煎熬。最主要的个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湘军主帅有名无实。

这个有名无实并不是说他对湘军的控制有名无实，而是他空有湘军主帅之名，却没有管辖交战地区各地方行政之实。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名分只是湘军主帅，并不担任某省的巡抚，连巡抚都不是，更谈不上比巡抚还要高的总督了。巡抚与总督就相当于各地的省长，最有实权。没有巡抚与总督的位置，曾国藩就无法调兵调粮调饷，他就无法为自己的湘军提供后勤与物资的保障。曾国藩几年之内为此伤透了脑筋，以至他趁为父亲奔丧之时，通过撂挑子不干的方式来要挟咸丰皇帝，逼着咸丰非要给他个江西巡抚的位置，否则他就消极怠工，他就行政不作为。

可是，就算曾国藩如此要挟，咸丰还就是不肯给他个巡抚的位置，以至于曾国藩在家憋了年半，眼见着自己手开创的湘军就要归于人手，急得他连肠子都悔青了。后来，因为局势转变，咸丰皇帝又命他出山，这次他再也不敢伸手要官了，所以就算到了1860年他打进了安徽，这时候他还是连个巡抚的位置也没有。尤其是连他的好朋友，甚至原来还是他的老部下的胡林翼都已经当湖北巡抚好些年了，曾国藩还是没混上个巡抚的位置，这简直成了他个人最大的块心病。

可是到了这年的8月，天有不测风云，老天也有突然掉馅饼的时候。咸丰皇帝突然改对曾国藩向来看不顺眼的贯态度，突然授予他两江总督兼兵部尚书兼钦差大臣并督办江南四省军政要务的大权。这下，曾国藩也有点懵了。原来要个巡抚都难于上青天，现在这个权位，相较之下，巡抚也不过是毛毛雨了。

那么向背运的曾国藩为什么会时来运转？而向吝啬的咸丰皇帝又为什么会突然扔了个大馅饼下来呢？

两个原因。

是这年的五月，清朝政府军倾全力围困太平天国都城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击溃，加上前段已经被彻底击溃的江北大营，以绿营八旗兵为代表的清政府军面对太平军算是彻底崩溃了。咸丰皇帝这下没有可以依赖的人了，环顾天下，他虽然直看曾国藩不顺眼，但也只有依赖曾国藩的湘军了。

但就算要依赖湘军，咸丰还是不想依赖曾国藩。他提升湘军的地位，却本想把这个两江总督兼兵部尚书兼钦差大臣并督办江南四省军政要务的大权交给胡林翼的。因为胡林翼本来已经是湖北巡抚了，再升任两江总督也显得比较正常。可曾国藩这时候连巡抚尚不是，怎么可能下就提到总督的位置上呢？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原因了，这个原因是个人，当时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肃顺。

肃顺也算是晚清政坛的个传奇人物了。他是满族贵族后裔，在咸丰朝后期成为主政大臣。肃顺看到满清的没落，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他也知道所谓满族贵族后裔那帮家伙大多是纨绔子弟，所以他开始大力倚重汉人。像左宗棠曾经犯过案子，咸丰皇帝说随时可杀了他，以至左宗棠要江湖逃亡，最后还是肃顺出面，力保左宗棠，才有了后来“天下不可日无湖南，湖南不可日无左宗棠”的传奇。

现在江北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肃顺立刻建议全力倚仗湘军来对付太平军。这个建议咸丰当然不会拒绝，因为他也没有别的人好倚仗了。但咸丰向来对曾国藩有看法，再加上同样是湘军核心人物的胡林翼的晋升品级更符合官场规矩，所以咸丰开始是要把这个东南诸侯的大权交在胡林翼手里的。

可还是肃顺有眼光，他认为只有曾国藩堪当领袖湘军的大任，所以他力劝咸丰改弦更张，把曾国藩越级提拔到了这个东南半壁江山最高的位置上。肃顺不仅力劝咸丰，还写信给胡林翼，做胡林翼的思想工作，让他不要为此而介意，让他要有大局意识，要以曾国藩马首是瞻，以求共图大业。

最关键的是胡林翼本来是就是个心胸十分宽广的人，他向来是以曾国藩马首是瞻的，所以他接到肃顺的信之后，还特意把肃顺的信派人送到安徽来给曾国藩看。

这时候曾国藩已经接到朝廷的任命了，大喜之下再看到胡林翼转来的肃顺的信，心中更加大为感动。再加上肃顺向来对汉人官员不错，又曾经多次帮助过湘军，还救过左宗棠的命，所以曾国藩激动之余，想要给肃顺写封信，以表示感谢。

按理说，这个念头也没有什么错，人家帮你那么大的忙，写封信表示下感谢也不过是人之常情。可还是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话唠”的问题，“言多必失”的问题。

写信就要说话，而正是在说话上曾国藩是跌过大跟头的，况且他这时的人生智慧早已超越了轻狂浮躁的年轻时代。他想了又想，最后跟上件事的表现样，还是把给肃顺已经写好的感谢信给默默地撕掉了。

那么这两件事里，个是羞辱之下要告状，个是感激之下要感谢，按般人的表现来说，也都可以算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况，况且曾国藩是个讲究挺身入局的人，还是个有“话唠”习惯的人，他怎么会到最后关头都采用了沉默的方式呢？

答案很简单，是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另种挺身入局的方式。这种挺身入局的方式相比较于“以言入局言多必失”来说，它应该叫“以身入局做多必得”。

言多必失，做多必得！这就是曾国藩挺身入局个重要法宝。

他在长沙之辱后，撕掉了可以行使特权的告状信，除了那句“打脱牙，和血吞”外，句埋怨的话也没说，然后带着自己少得可怜的团练人马退守到衡阳。在衡阳，曾国藩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不仅与衡阳官场打成片，还四方招揽人才，又四处购置武器，打造了支多达17000人兼有水陆之师的庞大军队，这就是后来的湘军，曾国藩也正是因此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后来，当湖南官场上上下下都求他出山来保护大家的时候，他当年的羞辱也自然成了他“包羞忍耻是男儿”的传奇。

他在越级晋升后，撕掉了给肃顺的感谢信。不向肃顺表达句私人的好感，而是通过扎实的工作向肃顺表忠心。是在江南战场逐渐打开了局面，二是有关肃顺主张的改革措施，他全部大力支持。这样来，带来了个神奇的效果，这也是后来人常说“做官要学曾国藩”的地方。肃顺当政时，自然全力支持曾国藩。咸丰死后，肃顺在政治斗争中惨败于慈禧太后。慈禧发动政变杀了肃顺之后，开始清洗肃顺党。在抄肃顺家时，抄到朝廷大小官员写给当初这位执政大臣的私人信件无数，其中唯独没有曾国藩的。以至于慈禧都不由得感慨：曾国藩真是个大忠臣！

你看，这就是言多必失，而做多必得！

但曾国藩的境界更高，他总结这种入局之法时只谈做，根本不谈做之后的得与不得，所以他家训里有句传之后世响当当的名言——

“只问耕耘，莫问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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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做”法

当然，曾国藩既然深谙“做多必得”之道，他在他的家训“挺经”里也定会把它当作条重要的人生智慧传授给他的学生与后人。那么曾国藩的“做”法到底有哪些内涵呢？

说到这点就要说到我个人研究曾国藩家训的心得与体会了。曾经有朋友问过我，说你研究曾国藩家训，那么会不会自己也给孩子写些家训呢？我说很惭愧，在古代，家训般是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前辈或者家庭中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家长来写的，我个人还没到那个境界。但如果从教育孩子的角度上来说，也不是点没总结过，勉强可以称之为家训的倒有个“四做”理论，巧的是这个“四做”理论，倒也和曾国藩的“挺身入局”的“耕耘”说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我称之为：“做，别怕错。”用曾国藩家训名言来说就是：“但问耕耘，莫问收获。”

做事情，最怕“前怕狼，后怕虎”，思前想后，顾虑重重，尤其是若放不下功名心与是非心的话，那就更麻烦了。我说“做，别怕错”，是因为我的孩子小，主要是鼓励他放开手放开胆去实践。曾国藩说“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则是上升到实践论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放弃功利性的目标与得失，去享受实践的过程。试想，人生要做到这步，那就彻底解放了，那就真正幸福了，因为这样你就真正活在了当下，活在了此刻！而事实上，人也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刻！

有次，曾国藩的湖南老家湘乡当地要修地方志，清代是很重视修地方志的，修志的学者都要经过各方的推荐。湘乡当地的很多乡绅名人都认为曾国藩的大儿子曾纪泽的才学很大，就有很多人联名推荐曾纪泽去参与这个地方志的编写。当然，曾纪泽的才学确实没得说，但他当时也不过才二十多岁，太年轻了，虽然才学好，但有那么多人推他，不用说，还是有曾国藩的因素在里面的。

曾纪泽是个聪明人，他也担心自己的才学不够，若万表现不好，不仅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父亲的面子，所以虽然知道这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但想来想去还是很犹豫。

当时曾国藩常年在外带兵打仗，可他直对家中的大事小事都很关心。曾纪泽虽然没向老爹汇报这件事，曾国藩却很快就对这个情况了如指掌了。于是他先写信问询此事，了解到孩子的想法后，他写信给曾纪泽说：

“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曾国藩全集·家书》

这话是从规律上说天下的事不去做要想找到人生的价值建立人生的成就那是不太可能的，有时候不是人去找事，而是事来找人。当事来找人的，好像你是被动的，好像你要做的事是事态发展到定地步逼出来，这就叫“有所激有所逼”，但就算是被事所激被情所逼，只要你肯去做，还能有大半的成功机会呢！

事实上，天下那些成功的事里，有半都是这样被“激”出来“逼”出来的。

所以，曾国藩在家书里很明确地劝儿子说，做事情要“放开手，使开胆，不复瞻前顾后”。他甚至说：“有才干，定要表现之。”《曾国藩全集·家书》你看，这个老爹说到这份儿上，他自己也多少有点年少轻狂的样子了！

所以，“做，别怕错”，就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来看，错，有时比对还好。哪个伟大的发明创造，哪个影响人类的科学贡献，不是经过无数次错才对了次的呢？如果总是对，没有错，那反而危险了，反而要大错特错了！

第二，我称之为：“快做，别磨蹭。”这是个行动效率问题，用曾国藩的家训名言来说就是：“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曾国藩全集·家书》

《论语》里有句名言，叫“三思而后行”，很多人都误解了这句话，以为孔圣人教我们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其实，这句话虽然出自《论语》，但它却并非孔子所言，更非孔子的观点，甚至孔子的观点与之正好相反。

这句话出自《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是说季文子这个人啊做每件事都要考虑很多次，这个三还不止是三次，在古文里往往虚指，是指很多次的意思。孔子听说了之后就很反对这样的行为习惯行动风格。他明确地表态说：“再，斯可矣。”是说做事情考虑两次就可以了。这个“再”不是虚指，而是确指，就是两次。不要什么“三思后行”，“两思”就马上去“行”吧！要不黄花菜都凉了！

其实，中国有很多事都毁在光说不练上，因为光说不练也往往是“三思而后行”的个结果，而“三思而后行”也往往是光说不练的个重要推辞。所以曾国藩说“五六分把握即做之”，则提倡实践精神，二则也是要提高行动效率。

第三，我称之为：“专心做，别马虎。”用曾国藩家训名言来说就是：“凡事皆贵专。”《曾国藩全集·家书》

者专，者恒，这两点大概算得上是最重要的行动方法行动原则与行动智慧了。当然，也是最好的行动习惯。事实上，是否能做到这两点，也是能否从行动力层面上升到执行力层面的关键。至于“恒”，我们已在曾氏家训的修身篇里讲过，这里就重点讲“专”。

曾国藩说“凡事皆贵专”，是说做任何事，最重要的行动能力与行为习惯就是要专心，只要专心，事无不成。尤其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更是如此，所以他说：“凡全副精神专注事，终身必有成就。”《曾国藩全集·家书》

为了证明这点，他还现身说法。他在家书里对曾纪泽说自己平生有三耻：

“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耻也。每作事，治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出。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曾国藩全集·家书》

其中第二耻，是说自己没有恒心；第三耻，是说因为自己学书法不够专心，所以书法道，别无成就。

其实，除了第耻，他确实不懂天文算术之外，另外两耻都是他的自谦之词。

他的恒心与毅力世难有匹，个“直面惨淡人生”的日记写就写到了临终，个“日课十二条”做就坚持了辈子，他再说自己没恒心，我们也要因而生“耻”了。

当然，曾国藩也是晚清大书法家，可他还说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之所以写得不好，就是因为当初练字的时候不够专。所以他在另外封给儿子的家书也说：“余年已五十，而作书无定之风格，屡有变迁，殊为可愧。”《曾国藩全集·家书》还是说因为练书法不够专而羞?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