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找谁?”她从眼镜架上边瞅着来客,厉声问。
不等聂赫留朵夫报名,那女人脸上就现出惊喜交集的神色。
“哦,公爵”那女人用围裙擦擦手,惊叫起来。“您怎么走后楼梯呀?您是我们的恩人我就是她的母亲。本来他们会把我们的姑娘完全给毁掉的。您是我们的救星啊”她说着抓住聂赫留朵夫的手,拚命吻着。“我昨天到您那儿去过。是我妹妹特意要我去的。她就在这里。您跟我来,这边走,这边走,”舒斯托娃的母亲说着,领聂赫留朵夫穿过一道狭门和一条黑暗的小过道,一路上放下掖起的衣襟,理理头发。“我妹妹叫柯尔尼洛娃,您大概听人说起过吧,”她在门口站住,轻声加了一句。“她被牵连到政治事件里去了。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舒斯托娃的母亲打开一扇走廊门,把聂赫留朵夫领到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身体丰满、个儿不高的姑娘,身穿一件条纹布上衣,一头淡黄的鬈发围着一张苍白的圆脸,相貌很象她的母亲。她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男青年,腰弯得很低,穿一件领子绣花的俄国式衬衫,嘴唇上和下巴上都留着黑色的胡子。他们两人谈得津津有味,直到聂赫留朵夫进门,才回过头来。
“丽达,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就是……”
脸色苍白的姑娘紧张地跳起来,把一绺从耳朵后面披下来的头发撩回去,睁着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瞪前来客。
“那么,你就是薇拉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女人吗?”聂赫留朵夫说,笑眯眯地向她伸出手来。
“是的,我就是,”丽达说,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象孩子般善良地笑了一笑。“我姨妈很想见见您呢。姨妈”她用婉转悦耳的声音对着门叫了一声。
“薇拉因为您被捕心里很难过,”聂赫留朵夫说。
“请坐,或者这儿坐舒服些,”丽达指着青年刚才坐过的那把破沙发说。“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发觉聂赫留朵夫打量那青年的目光,说。
那青年也象丽达一样和善地微笑着,同客人握手问好。等聂赫留朵夫在位子上坐下,他就搬过窗口一把椅子,坐在旁边。从另一扇门里又进来一个浅黄头发的中学生,大约十六岁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坐到窗台上。
“薇拉是我姨妈的好朋友,可我简直不认识她,”丽达说。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进来一个女人,生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身穿白色短上衣,腰里束一条皮带。
“您好,您特地跑到这儿来,真是太感谢了,”她在长沙发上挨着丽达坐下,说。“哦,我们的薇拉怎么样?您见到她了?她过得怎么样?”
“她不抱怨,”聂赫留朵夫说,“她说她的自我感觉好得不能再好了。”
“唉,我的薇拉,我了解她,”姨妈笑着摇摇头说。“应该了解她。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心一意为别人,从来不替自己着想。”
“是的,她自己什么要求也没有,她只为您的外甥女操心。
她说,她难过的主要是您的外甥女无缘无故被捕了。“
“确实是这样,”姨妈说,“这事真糟糕说实在的,她是在为我受罪。”
“根本不是的,姨妈”丽达说。“即使您没有托我,我也会保管那些文件的。”
“这事我可知道得比你更清楚,”姨妈说。“不瞒您说,”她又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这是因为有人托我暂时保管一些文件,我自己没有房子,就把那些文件送到她那儿。不料当天晚上就来搜查,那些文件和她都被带走了。她一直关到现在,他们逼她说出这些文件是从谁手里拿来的。”
“我始终没有讲出来,”丽达慌忙说,神经质地撩一下头发,虽然那绺头发并不碍她的事。
“我又没有说你讲出来,”姨妈反驳说。
“他们逮捕了米丁,那也不是我把他供出来的,”丽达说,脸涨得通红,心神不宁地向四下里打量着。
“这事你不用提了,丽达,”做母亲的说。
“为什么不用提,我偏要讲,”丽达说,已经收起笑容,但脸色还是通红,她不再撩头发,却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昨天你一提到这事,不是出了岔子吗?”
“根本没有……您不要管,姨妈。我什么也没有说,一直没吭声。他两次审我,问到姨妈,问到米丁,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还对他声明,我什么话也不回答。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个暗探,是个宪兵,是个大混蛋,”姨妈插嘴给聂赫留朵夫解释说。
“于是他,”丽达慌慌张张地继续说,“他就来劝我。他说:”不论您对我说什么,都不会损害什么人,正好相反……您要是说出来,那么,那些也许是被我们冤枉受罪的人就可以获得自由。‘哼,可我还是咬定不说。于是他就说:“嗯,好吧,您不说就不说,但我说出来您也别否认。’于是他就举出一个个名字来,也提到了米丁。”
“啊,你别说了,”姨妈说。
“哎,姨妈,您别打岔……”她不断地拉扯她那绺头发,老是往四下里张望。“到了第二天,真是想不到,忽然有人敲墙头告诉我,米丁被捕了。唉,我想这是我把他出卖了。我难受极了,难受得简直都快疯了。”
“其实他被捕同你完全没有关系,”姨妈说。
“可我当时不知道。我还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从这边墙跟前走到那边墙跟前,走过来,走过去,脑子静不下来。总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躺下来睡觉,盖上被子,就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你把米丁出卖了,你把米丁出卖了,米丁是你出卖的。‘我知道这是幻觉,可是又无法克制。我想睡,睡不着;我要不想,又办不到。哦,这真是可怕“丽达越说越激动,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再把它松开,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丽达,你安静一下吧”母亲说着碰碰她的肩膀。
可是丽达已克制不住了。
“这种事可怕就可怕在……”她又开口说,但不等说完就哇地一声哭了。她从沙发上跳起来,衣服在圈椅上钩了一下,从房间里冲出去。母亲跟着她跑出去。
“把那些混蛋统统绞死”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母亲问。
“我没说什么……我只是随便说说,”中学生回答,抓起桌上的一支香烟,点上火,吸了起来。
二十六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真是可怕,”姨妈说着摇摇头,也点上一支烟。
“我看对谁都一样,”聂赫留朵夫说。
“不,不是对谁都一样,”姨妈回答。“我听人家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种休息,一种疗养。一个地下工作者总是生活动荡,缺衣少食,并且为自己、为别人、为事业提心吊胆,可是一旦被捕,就没事了,一切责任都卸下,你就坐下来休息吧。我听他们说,被捕时还高兴呢。不过,对没有罪的年轻人——象丽达那样没有罪的人总是首先被捕,——对这些人来说,第一次打击确实很沉重。这倒不是因为你丧失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对待,伙食很差,空气很坏,总之,这种种苦难都无所谓。苦难即使再加两倍,也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初次被捕时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
“难道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坐过两次牢,”姨妈凄苦而动人地笑着说。“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那时我才二十二岁,有了一个孩子,而且又怀孕了。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事再痛苦,比起精神上的痛苦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当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变成一样任人摆布的东西。我想同女儿告别,可是他们逼我坐上马车。我问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说到了就会知道。我问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我。受过审问后,我被迫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编号的囚衣,又被押回走廊。他们打开牢门,把我推进牢房,再锁上门。他们走了,只留下一个掮枪的哨兵。他一声不响地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里张望一下,我感到难受极了。当时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惊讶,那就是审问的时候宪兵军官递给我一支烟。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吸烟的。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他也懂得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他们为什么冷酷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象一头野兽似的锁起来呢?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不可能不受到损害。一个人原来相信上帝和人,相信大家都应相亲相爱,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就会丧失这种信念。我就是从那时起不再相信人,心肠也变硬了,”她说完微微笑了笑。
丽达的母亲从丽达出去的那扇门进来,说丽达情绪很坏,不来了。
“唉,为什么要摧残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姨妈说。“我特别难过的是我竟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上帝保佑,她呼吸呼吸乡下的空气会复元的,”做母亲的说,“我们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是啊,要不是您出了力,她会完全给毁了的,”姨妈说。
“谢谢您。我要同您见面,因为有一封信要托您转交给薇拉,”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看,或者把它撕掉,或者把它转交,总之,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她说。“信里并没有什么损害人的名誉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了信,答应把它转交,然后起身告辞,走到街上。
他没有看信,把口封上,决定把它交给薇拉。
二十七
使聂赫留朵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教派信徒案。他准备通过军队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把他们的状子呈交皇上。他一早乘车来到鲍加狄廖夫家,碰到他还在吃早饭,但马上就要出门。鲍加狄廖夫生得矮壮结实,体力过人,能空手扭弯马蹄铁,但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点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具有这些特点,但同宫廷关系密切,热爱皇上和皇族。他还有一种惊人的本领,那就是生活在最上层社会,却只看到好的一面,也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正派活动。他从来不指摘什么人,也不批评什么措施。他总是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声若洪钟地大胆说出他要说的话,同时纵声大笑。他这样大声说笑倒不是装腔,而是出于他的性格。
“啊,你来了,太好了。你不吃点早饭吗?要不你就坐下来。煎牛排挺不错。我吃一顿饭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那么,你来喝点酒,”他指着一瓶红葡萄酒,大声说。“我一直在想你呢。那个状子让我来递上去。当面呈交皇上,这不成问题。不过我想,你最好还是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下。”
他一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朵夫就皱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他作主。不管怎样总归要去问他。说不定他当场就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一下。”
“那太好了。嗯,彼得堡给你的印象怎么样?”鲍加狄廖夫大声说,“你说说,好吗?”
“我觉得我仿佛中了催眠术,”聂赫留朵夫说。
“中了催眠术?”鲍加狄廖夫重复着他的话,呵呵大笑。
“你不想吃,那也听便。”他用餐巾擦擦小胡子。“那么,你去找他吗?呃?要是他不干,那你就把状子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他又大声说,从桌旁站起来,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显然象他擦嘴一样漫不经心,然后佩上军刀。“那么,再见了,我得走了。”
“我也要走了,”聂赫留朵夫说,高兴地握了握鲍加狄廖夫强壮有力的大手,并且象每次看到健康、朴实、生气勃勃的东西那样,头脑里留下愉快的印象,在大门口同鲍加狄廖夫分手。
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去一次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还是听从鲍加狄廖夫的劝告坐车去拜访托波罗夫,也就是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案的人。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从它的职责来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只有头脑迟钝和道德沦丧(托波罗夫正好具有这两种缺点)的人才看不出来。这种矛盾就在于它的职责是不择手段——包括暴力在内——维护和保卫教会,而按教义来说,教会是由上帝建立的,它绝不会被地狱之门和任何人力所动摇。这个由上帝创建并绝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的神的机构,却不得不由托波罗夫这类官僚所主管的人的机构来维护和保卫。托波罗夫没有看到这种矛盾,也许是不愿看到,因此他百倍警惕,唯恐有哪个天主教教士、耶稣教牧师或者教派信徒破坏地狱之门都无法征服的教会。托波罗夫也象一切缺乏基本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人那样,确信老百姓是一种跟他截然不同的生物,有一种东西老百姓非有不可,而他即使没有也毫无关系。他自己在灵魂深处没有任何信仰,并且觉得这样精神上无拘无束,十分惬意,但唯恐老百姓也百无禁忌,因此照他自己的说法,把他们从这种精神状态中解救出来是他的神圣职责。
有本烹调书说,龙虾天生喜欢被活活煮死,同样,他充分相信老百姓天生喜欢成为迷信的人。不过,烹调书里用的是转义1,他的话却是本义。
1原意是龙虾活煮味道才鲜美。
他对待他所维护的宗教,就象养鸿的人对待他用来喂鸡的腐肉:腐肉很招人讨厌,但鸡喜欢吃,因此得用腐肉来喂鸡。
不消说,那些伊维利亚圣母啦,喀山圣母啦,斯摩棱斯克圣母啦,都是愚昧的偶像崇拜,但既然老百姓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那就得维护这种迷信。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之所以容易接受迷信,就因为自古以来总是有象他托波罗夫这样残酷的人。这批人自己有了知识,看到了光明,却不把这种知识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脱离黑暗,反而加强他们的愚昧,使他们永远处在黑暗之中。
聂赫留朵夫走进托波罗夫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办公室里同女修道院院长谈话。那院长是一个活跃的贵族妇女,她在俄国西部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信徒1中间传布东正教,维护它的势力。
1十六世纪末波兰某些地方东正教与天主教合并。十九世纪波兰被瓜分后,在俄国所取得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上废止教会合并,重新建立东正教,强迫合并派信徒改信东正教。
在接待室里,值班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打算为教派信徒向皇上呈送状子,值班官员就问能不能先让他看一看。聂赫留朵夫把状子交给他,他接了状子走进办公室。女修道院长头戴修道帽,脸上飘着一块面纱,身后拖着黑色长裙走出来。她拿着一串茶晶念珠,雪白的双手合抱在胸前,手指甲剔得干干净净,往出口处走去。但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被请到办公室去。托波罗夫在里面看状子,一边看一边摇头。他读着这个叙述清楚、行文有力的状子,心里感到惊奇和不快。
“这状子万一落到皇帝手里,就可能引起麻烦,造成误会,”他看完状子想。他把状子放在桌上,打了打铃,吩咐手下人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想起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早就收到过他们的状子。原来这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告诫,后来送交法庭受审,法庭却判决无罪释放。于是主教会同省长就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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