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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秀这些年也看了不少文言文――关键也没有别的可看，不说自己写，反正读是肯定没什么问题了。

她花了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将这些搜罗回来的报刊杂志看了一遍，这里面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搜罗齐全，把发行的各期期刊都收集了起来，正好方便冬秀进行系统的研究。

研究的结果就是：的确像她哥说的那样，没有什么可以拿去茶馆里说的新奇故事。

冬秀又花了整一个月，对所有收集到的报刊杂志作了统计，发现即使是以小说为主的报刊中白话文小说也只占了不到两成的版面，索性，她的初衷也不真是要在这报纸上找什么好故事，要真有这样好的故事连载在报纸上，难道他们以后还得追着去沪市买了再邮寄回来吗，也太耗时费钱了。

她将所有报纸看过后发现：现在最为流行引人注目的便是翻译的海外作品，往往都是单独拿出一个版面来刊登的，而那些翻译作品里自然属小说最为受人欢迎，几年前由著名翻译家林纾译著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那真是轰动一时，全国闻名，至今还有报纸刊载，并有评论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可见当初火爆的程度，而且它开启了中国哀情小说的流行风潮，之后的报纸上好长一段时间都不乏此类跟风之作。

不过中国人骨子里天生就喜团圆不喜悲剧，加上这几年没出来什么特别好的作品，渐渐地也就淡出视野了，转而又风靡起侦探小说来，报纸上十篇小说中起码有五篇就是仿写的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虽然与中国的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形似”且“神似”，都是在昭示案件真相，还原事件本身，然而它却真是个全新的题材，近些年才从国外传进来的。

中国的公案小说讲究的是一个“报应分明，昭彰不爽”，而不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侧重描写了官员如何的英明神武、为民做主，并大量歌颂了女子的无私奉献、忠贞不二，基本与刑侦破案没有什么关系。

其中又还有很多冤魂托梦、神鬼断案的情节，例如著名的“乌盆案”，在不准搞封建迷信的新中国，居然还被搬上了大荧幕，可见这种沉冤得雪的题材无论什么时候都挺受老百姓喜爱的。

而侦探小说在公案小说之上，还增加了各种曲折离奇的作案动机、描述了诡秘多变的作案手法、加入了惊心动魄的推理侦破、记录了真实可信的检验手段，这些高潮迭起、惊心动魄的小说情节，对这时代的人来说，绝对能做到耳目一新、引人入胜。

冬秀立马就有了想法，要说中国最有群众基础的官员，那非“包青天”莫属，无论老幼妇孺，学究白丁，莫不能说出一段包大人惩奸除恶的故事来，最著名当然是“铡美案”，那真是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人叫好捧场的。

虽然这些故事大都是虚构的，但完全不妨碍它传唱千年而不衰，这就是小说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

而包拯的形象已经在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里脸谱化了，提起包拯，那就已然是一个黑脸长髯、正气凛然、断案如神的好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