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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啊，是景龙元年的九月在长安出生的，因生时正当明月高悬，此年又是丁未羊年，父母便给我取名玉羊，独孤玉羊。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我独孤氏本是簪缨世胄，钟鸣鼎食之族，先祖在北朝时便是食邑万户的达宦，世代男儿俱任官职，女儿中则出过三位皇后。然则曾祖辈以降，子息渐薄，门庭式微，及至我父一代，就只余他一人了。

父亲讳作独孤靖，因五岁而孤，朝廷特下恩诏，将他教养宫中，与诸皇子们一同读书骑射。年未弱冠，父亲即封了从五品的男爵，同年婚配典客令郑贞白之女郑嫚，这就是我的母亲。

婚后，父母在长安东南的升平坊安了家。父亲因自小在宫中长大，行止高尚，风度翩翩，不仅学识广博，弓马娴熟，还通晓音律，琵琶的技艺很高。

我的母亲虽出身不算显贵，却也是端庄秀雅，颇通诗书，更还有一件令人折服的本领。她精通日本、吐蕃、大食三国语言，这都是我外祖传授的。

外祖乃鸿胪寺典客署的长吏，典客署的职责便是接待从各国来到大唐的使节，故而署内上至长吏，下至普通译语人皆能晓畅两种以上的外语。

总之，在我的记忆中，父母才貌相当，志趣相投，是一对人人称羡的恩爱夫妻。

然而，我虽生在长安，家世优越，却并非就此顺利长大。

在我出生的第三年，唐隆元年的秋天，父亲带着我和母亲离开长安，去了远在江南东道的越州归隐。我至今不知道归隐的缘故，只道自那时起，我的脖子上就佩戴了一枚玉羊吊坠。

这吊坠并非父母所赐，而是父亲的一个朋友相赠。父亲没有提过那人的名字，但他总是告诉我要好好珍存，行走坐卧皆不可离身。我无不遵从，也无意多问，只想着那赠玉之人定然是父亲十分要好的朋友。

在隐居江南的日子里，我们一家人就住在越州郊外的一间草舍。虽然简陋，却是处于一片灵山秀水之间，夏有凉风冬无严寒，惬意而悠然。

自第二年起，父亲便开始教我读书认字，但他并非将我困在诗书堆里，而是寄情于自然，带着我一边游乐一边传授。我学得很快，记性也很好，但也正因如此，倒渐渐养成了率性洒脱，活泼爽朗的性情，至七八岁上，竟越发不拘，收也收不住了。

父亲原本还要教我他最擅长的琵琶，可见我毫无定性，也只得摇摇头。至于我母亲，她虽温柔慈爱，却也不会一味宠溺于我。她常常帮着父亲督促我读书，也将自己精通的三国语言悉心教授，不过我兴趣有限，终究只学会了一门日本语。于此类学业之事，我真的未能继承到他们的一半。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用父亲的话说：离了正经课业，简直比那林间的猴儿还要欢脱百倍，活像个野小子。

我敢下水，敢爬高，敢摆弄父亲的弓箭，甚至六岁时就能独自骑马，好像没有我不敢做的事情。我还爱吃东西，食量很大。每日的主餐不算，光果脯小食就能从睁眼吃到睡觉。我一度觉得，自己生来就是吃喝玩乐的。

带着这样“吃喝玩乐”的理想，我无忧无虑地过到了第七年。可就是从这一年起，命运似乎开始妒忌我了，它用一场天灾让我拥有的一切幸福欢乐荡然不存。

这年春末，临近草舍的河流上游有一个数百人的村落突发瘟疫，凶猛的疫情很快随流水蔓延到草舍附近。等到越州官吏闻讯前来救援时，村里的人口已死去了大半，而体质文弱的母亲亦不幸染病。

父亲将我隔离在草舍之外，自己则日夜不离地照料母亲，可天不容情，母亲一病不起，父亲也随即染疾下世。他们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快走远些，千万别过来”。

我就这样做梦似的一夕之间，骤失双亲。那天是开元五年的四月初八，父亲刚过而立，母亲未满四七。面对父母冰凉的尸身，我不知道怎么伤心，因为在我前十年的生涯里根本不存在“伤心”二字。